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

与林迪臣太守书

　　清光绪二十三年

　　顷阅各报，知浙中学堂已有成议，大吏委公总司厥事，无任忭喜。军事既定，庙谟谆谆，野议缤缤，则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各省、州、县颇有提倡，而省会未或闻焉，浙中此举，实他日群学之权舆也。启超窃以为此后之中国，风气渐开，议论渐变，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至其存亡绝续之权则在于学校。昔之蔽也，在中学与西学分而为二，学者一身不能相兼。彼三十年来之同文馆、方言馆、武备学堂等，其创立之意，非不欲储非常之才以为国用也，然其收效乃仅若是。今之抵掌鼓舌以言学校者，则莫不知前此诸馆之法之未为善矣。而要彼今日之所立法，其他日成就有以异于前此诸馆之为乎？则非启超之所敢言也。启超谓今日之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即不尔，而借材异地，用客卿而操纵之，无所不可也。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中国旧学，考据、掌故、词章为三大宗。启超窃尝见侪辈之中，同一旧学也，其偏重于考据、词章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易。盖其人既以掌故为学，必其素有治天下之心，于历代治乱兴亡沿革得失所以然之故，日往来于胸中，既遍思旧法，何者可以治今日之天下，何者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抉择既熟，图穷匕见，乃幡然知泰西之法确有可采，故其转圜之间廓如也。彼夫西人之著书为我借著者，与今世所谓洋务中人介于达官市侩之间而日日攘臂谈新法者，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国之情势政俗，未尝通习，则其言也，必窒碍不可行，非不可行也，行之而不知其本，不以其道也。于是有志经世者，或取其言而试行之，一行而不效，则反以为新法之罪。近今之大局，未始不坏于此也。故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

　　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启超自顷入鄂，则请南皮易两湖书院专课政学，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苟由此道，得师而教之，五年之间可以大成，则真国家有用之才也。今以为浙中学堂宜仿此意，即未能专示以所重，亦当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然后本末体用之间，不至有所偏丧。彼乎同文、方言诸馆者，其中亦未尝无中学教习也，未尝不课以诵经书、作策论也，而其学生皆如未尝受中学然者，彼其教习固半属此间至庸极陋之学究，于中学之书，原一无所闻，其将以何术传诸其徒也？学生既于中学精深通达之处未尝少有所受，则其所诵经书只能谓之认字，其所课策论只能谓之习文法，而绝不能谓之中学，故其成就一无可观也。故今日欲兴学校，苟不力矫此弊，则虽糜巨万之经费，只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十余年后，必有达识之士以学堂为诟病者，此不可不慎也。为今之计，能聘一通古今、达中西之大儒为总教习，驻院教授，此上策也。其不能也，则窃见尊拟章程中有“诸生各设日课部”一条，苟能以《周礼》《公羊》《孟子》《管子》《史记》《文献通考》、全史、书志等，及近译西人政学略精之书数种，列为定课，使诸生日必读若干页，以今日新法证群书古义，而详论其变通之由与推行之道，其有议论，悉札识于日课中，而请通人评骘之，或每月更设月课，其题多用策问体，常举政学之理法以叩之，俾启其心思，广其才识，则其所得亦庶几也。浙中此举为提倡实学之先声，一切章程，他日诸省所藉以损益也，惟公留意焉。

　　启超稚龄寡学，于一切门径条理，岂有所知。顾承见爱，相待逾恒，故不避唐突，薄有所见。辄贡之于左右，想公达人，必不诃其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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