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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死水微澜》写成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从今天算上去,已二十年了。

  我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当一九一一年,我尚是一个旧制中学未毕业的学生时,曾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又曾在成都当过报馆主笔和编辑;与社会接触面较宽,对于当前社会生活以及它的激动和变革,不免有些研究、观察,甚至预测它未来的动向。虽然后来转业教书、办工厂,但对社会的认识,多少有了一点基础,尽管这基础还很薄弱。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联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直到一九三五年,决意离开重庆一家私营修船厂,回住成都之前,把这计划写信告知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任的舒新城先生,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他回信说,可以。我才专力从事于写作。

  我那时的计划,是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预先布局出的,是此前的三小段,同时把名字也拟定了,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暴风雨前》的时代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己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的这一段时间。背景是成都。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其中,一九七年,即丁未年,成都逮捕革命党人,是真事。虽然有案可据,但也加了工,艺术化了的。)

  《大波》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这是晚近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甲申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专制统治。但这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但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也背上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一九五四年五月,作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叫我把《大波》大大修改一下重印。我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要另起炉灶地重写。又考虑到这三部小说是有连续性的,重写《大波》,还应该把前两部中的典型人物统一下来,贯串下来,表现方面就更宽一些,也更具体些。才又建议作家出版社,还是先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依次重印的好。及得允诺,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才着手修改。

  《死水微澜》修改得少一些;《暴风雨前》更动较大,抽去几章,补写几章,另外修改的也有四分之一;《大波》哩,或者今年八月以后可以开笔。

  至于一九一一年以后,更有意义的几个段落,当然也想写出。但现在说来似乎早了点,且等《大波》写完后再作计划好了。

  李劼人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二日,于成都菱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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