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自述|李大钊

狱中自述

　　（一九二七年四月）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2]，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3]，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4]，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5]。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6]，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7]，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8]，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9]，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10]，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11]。其时同被指任者，有：汪精卫、吴稚晖[12]、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13]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14]，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又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久已不能成会。近自石曾出京，只钊一人，更无从开会起矣。钊所以仍留居北京者，实因不得稳妥出京之道路，否则久已南行。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以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原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允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李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须与俄使接洽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于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画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密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阎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画，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苟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李大钊

　　按原件刊印

　　[1]题解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串通外交使团，突然派军警包围并搜查苏使馆界内的苏远东银行、中东路办事处及其他官舍，逮捕李大钊等60余人。杨度及国立北京大学等九校校长等营救无效，4月28日与路友于等20人以“扰乱治安”罪被安国军特别法庭秘密判处绞刑，时年仅38岁。本文为李大钊狱中所写，存有三稿。三稿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有几处文字略异。现收入第三稿，而对于初稿与二稿中的不同文字，予以注明。

　　[2]在襁褓中即失怙恃　初稿为：“在襁褓之中，即丧父母。”

　　[3]应科举试，试未竟　初稿为：“甫经府试”。

　　[4]其时祖父年逾八旬　初稿为：“其时祖母去世，祖父年逾八旬。”

　　[5]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初稿为：“钊感于国势之陵夷不振，颇起（二稿为：‘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二稿于此有‘振奋国群’四字）之思想。遂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二稿于此有：‘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政法。’）乃决心投考法政专门学校，幸被录取。”

　　[6]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是为了适应清末改革，仿行宪政的需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6年7月（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奏请创办，次年8月招生考试入学。该学堂章程明定：“仿京师大学堂办法”，预科3年，正科3年，向全国招生。正科内分政治与法律两种，修业年限比京师大学堂缩短1年，但增加课时（每周约30小时），毕业后“照分科大学奖励给予出身”。另设速成性简易科，只向直隶地方招生。

　　[7]皆赖内人辛苦经营　李大钊1900年完婚，夫人赵纫兰女士（1884—1933）。由于他襁褓中失怙恃，未成年丧祖父母，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都靠赵纫兰女士辛苦支持。北洋法政招生广告规定，仅膳费一项每月即需交纳5元。1913—1916年，李大钊继又赴日留学。其时，长子李葆华（1909年生）甫4岁，长女李星华（1911年生）甫2岁。家累之重，亦全赖夫人赵女士支持。

　　[8]留东三年　李大钊赴日留学的时间约为1913年底或1914年初。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本科的时间为1914年（大正三年）9月8日。1915年下半年，投入留日学生中兴起的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6年（大正五年）2月2日，因“长期缺席”被学校“除名”。1916年5月中旬，返抵上海。

　　[9]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　以下至“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初稿为：“而民族独立运动之革命事业，尚未完成。中国如仍不适应世界之潮流，急起直追，以求民族独立与自主，则国脉民生，将无自振拔，以维持其存在于世界矣！”二稿为：“中国民族尚困制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在国际上恢复其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国计民生必将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欲挽救危局，非唤起全国民众及愿与民众结合之武力，共同立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不可，于是决心投入中国国民党。”

　　[10]亘数时间　初稿于此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之语。

　　[11]任钊为政治委员　1924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置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决策机构，由孙中山任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改为瞿秋白）、戴季陶、伍朝枢、邵元冲7人为委员。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被确诊为肝癌，遂谕将原设广州之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并指定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7人为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决定各重要地区设立政治分会。3月，北京政治分会成立，李大钊为委员之一。

　　[12]吴稚晖　即吴敬恒（1865—1953），字稚晖，江苏武进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在巴黎参加组织世界社，继刊行《新世纪》周刊与《世界画刊》，宣传无政府主义。1915年在法国参与组织勤工俭学会。1917年曾任北京大学学监，1921年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首任中国校长，次年任商务印书馆国语传习所所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当选历届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北上后，曾任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后，反对国共合作，支持并参与蒋介石“清党”。

　　[13]陈友仁　（1878—1944），广东顺德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1912年回国，先后任北京政府法律顾问、《京报》英文总编辑，参与反袁和反段斗争。1919年代表广州护法军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后任孙中山外事顾问，随孙北上，孙病危时代笔起草《致苏联遗书》。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任外交部长。

　　[14]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定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建立地方执行部。4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委员有丁惟汾、李大钊、于树德、恩克巴图、王法勤等五人。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决定取消，统一按省市系统建立国民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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