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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现状答记者问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李氏早年留学日本,现在国立北京大学法科教授,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政策”等课程,担任着各种思想团体的顾问和会长,常以刊物和其他形式发表自由研究的主张)

  特派员 古庄

  记者:“据传苏联发放大量的宣传费资助贵国的激进团体……。”

  李答:“这种情况在最初几年也许有过,但在目前大体是没有的。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间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来完成。”

  记者:“对加拉罕的欢迎盛况空前,学生各界的热烈程度在日本等地是见不到的。”

  李答:“也许由于以民众为基础的劳农政府所实行的主义,在接触到新鲜空气的人们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缘故。”

  记者:“您知道早稻田的佐野教授吗?有种种传闻说,他要到贵国来,或者到俄国去。这方面您能说点什么?”

  李答:“这件事实在可悲。不知何故,日本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不能以自由的态度对待学术权威,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佐野君很可能移居俄国,他如有意到中国来,我表示衷心地欢迎。

  佐野君[2]和大山君[3]在日本如处境困难,随时可以到中国来,我校将给予优厚的待遇并可从事自由的研究。中、日间教授的交流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记者:“很羡慕贵国思想团体的活动,从教授到学生都可以自由地走出书斋到街头进行实际活动。”

  李答:“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虽然是自由的,可是如果多少触犯到军阀,就是说写了或者说了对军阀不利的事,立即就会让你遭殃,到那时候就根本不讲什么道理了,但是我们主张要为最后推翻军阀斗争到底的。因此这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限于思想上的、难以想象那种程度的‘自由’而已,一旦具体涉及到曹锟如何,吴佩孚如何,对现实问题稍有指责,刊物就会马上遭到查禁的。”

  记者:“您对日本的对华态度有何感想?”

  李答:“现在贵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同一步调侵略中国,这对贵国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我相信贵国总有一天是会醒悟的。”

  记者:“您对贵国的将来抱有怎样的理想?”

  李答:“与大多数人民一道,为推翻欺压人民的军阀和机会主义的政客,把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除此别无他途。‘中国国民党’要排除军阀、政客,集合真正为民国奋斗的战士展开活动,为消灭现在的军阀、政客,首先必须提高整个国民的知识水平。现在的议员自从民国元年当选以来,除了靠金钱支配行动,就是愚弄人民,虽然在一部分省的省议会选举了议员,但其腐败混乱的程度与国会没有什么不同。根本的改革,必须由全国的商会、农会、工会的代表组成议会,这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使多么困难,也只能为这一理想而奋斗,此外别无真正能够挽救民国的出路。如果只图简便易行,那就只能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主张自由民主主义的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4]对那些只顾私利私欲的军阀、政客,我们比什么都憎恨。”

  《报知新闻》(日文)

  1923年10月20日

  【注释】

  [1]题解 此文为日本在华《报知新闻》特派员古庄的“中国现状”的系列报道之八,韩一德译,刘多田校,刊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2]佐野君 即佐野学,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教授,曾与李大钊同时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

  [3]大山君 即大山郁夫,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时的老师。

  [4]孙文等人最近也变得与军阀没有什么不同。 国共合作后,某些共产党人,确仍有此种言论,并引起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的反感与愤慨。但是,这却不是李大钊当时的看法与立场,因为,事实上亦与孙中山的实际状况相违。1922年8月,孙中山由粤抵沪后,随即进行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8月下旬,李大钊在参加中共西湖特别会议后,与孙中山多次会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取得“十分圆满”的结果。1923年10月19日,即大体上是在古庄此次采访的同一天,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嘱孙伯兰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为次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作准备。凡此都说明,李大钊当时不可能在日本记者面前对孙中山有如此偏谬的判断。此处文字应是记者的歪曲或文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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