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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运动史


  (May Day)(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

  一

  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也是如此。

  “五一”纪念日,是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日。他的起源,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哥(Chicago)所开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Union)大会里,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的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第一回示威运动的日子。参与这次决议的,不只是美国,坎拿大也在其中。

  这个运动,是因为政府屡次扬言改善劳工条件而不实行起来的。民众知道,希望不诚实的政府是绝望的事,要想达到目的,非靠自己努力不可,乃决定排去一切向人请愿的行动,对于资本家取直接行动,以图收预定的效果。所以“五一”纪念日,是由民众势力集中的协同团体涌现出来的。他的起源,全在劳工组合主义。他的发起人等的志向,全在毫不带政治臭味的纯粹经济运动。

  一八八五年,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差不多同时开会的劳工组合(Knight of Labor,一八三四年在美国发生的)会,并美国劳工同盟会的大会,决议使八小时工作运动愈盛,全国劳工以翌年五月一日为期,向雇主要求八小时工作,万一不听便断然罢工,从那一日起决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这个运动,从这时直到翌年五月一日,继续着进行很猛。

  他们的运动那样猛烈,有许多的雇主不到五月一日那一天,就屈服了。一八八六年的四月中旬以降,已竟有出和从前一样的工钱,实行八小时工作的不少了。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到了!美国全国所有从事于各种职业的工人,都停了工,合声唱着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

  也不可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的歌,在街市上游行。

  这回运动的结果,居然获得可惊的胜利。五月一日以后,不过数日间,已有十二万五千人得了八小时运动的成功。一个月后,成功的人数,增加到二十万。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这样成了全美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

  美国还有一个劳动节,就是Labor Day[1],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日举行。但这是法定的纪念日,和那特别与八小时工作运动有关系的劳工自决得了胜利的“五一”纪念日迥乎不同。

  二

  “五一”纪念日为欧洲劳工团体所采用,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开会的万国社会党大会里决定的;因为他在美国得了很大的成功,给欧洲劳工界以很大的刺激,使他们信欧美两大陆一致的大示威运动,必定有更大的效果。

  一九〇〇年的“五一”纪念日,欧美各国大小无数的工业都市,一齐起来,举行这个大运动。伦敦海德公园里的大示威运动,与会的总数,不下廿五万人,设了演坛十六处,为廿年来未曾有的大示威运动。

  是年所开的第五次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此后每年继续不断的在五月一日举行这种大运动。

  一九〇四年,在盎士铁尔丹所开的第六次万国社会党大会,最后的一天,也议决了每年五月一日的停工和示威运动。也有在五月的第一星期日举行的国,但是普通以五月一日举行的为多。

  一九〇六年,万国社会党本部,刊行一本小册子,题曰《五月一日万国联合示威运动》。这是用英、德、法三国语写的,内容就是八小时工作权的获得,诉于万国工人的宣言。节录于左[下]:

  “万国社会党择定五月一日为有阶级的自觉的万国工人停工举行示威运动的日子。

  这个示威运动,是对于资本家制度的定期警告,劳工阶级拿这个表明他们要求解放的确切信念,并且宣言这个信念决不能被像国际战争那样的诱惑和迷乱。

  这个统一的运动,是万国平民一致结合始能获得胜利,始能使劳工阶级赋与平和与自由于全世界的事情。

  各国团结的劳工,以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限于一日八小时,为自己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之一,相信依劳工组合的活动和立法的手段能取得之。(中略)

  产业愈发达,结果愈使工人结合,工作剧重,生产状态单一,因而作成使工作时间的限制有越发必要,越发容易的倾向。

  八小时工作,可作给劳动力以新活气,防止人种衰弱,并使平民大多数入人类知识的生活的手段。这个道理,如今越发明白了。(中略)

  我们希望工人们参加这迫切的示威运动,以求实现此希望的意思更加巩固。

  于五月一日停工啊!

  于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啊!

  祝福劳工啊!”

  由是以来,美欧各国的工人,年年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资本家阶级,都战战兢兢的过他们的厄日。到一九一四年,大战勃发,劳工阶级解放的信念,一时遭了爱国主义马蹄的蹂躏;各国社会党,多有为爱国的狂潮所卷而效忠于资本家政府之前的。大规模的“五一”运动,似乎一时中止,可是有少数信念最笃的志士,仍然利用那一天举行休战的示威运动。一九一六年德国社会党首领李卜奈西特(Karl Liebknecht)的被捕入狱,就是因为他的“五一”宣言和演说。关于此事的始末,本志另有专篇纪述,我只把他的“五一”宣言,译在此处罢了。

  李卜奈西特的“五一”宣言(May Day Manifesto):贫困和灾难,需要和饥馑,正在管治着日耳曼、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他们的血,帝国主义的凶鬼正在吮吸,他们好像大坟墓。全世界,很受赞美的欧洲文明,被此次世界大战造出来的荒乱,剥落尽了。

  那些由战争获利的人们,将要同合众国战。或者明天他们便命我们用那无情的武器,去敌我们同胞中的新群合,去敌我们合众国的劳工好友,也攻打美洲起来。我们应该仔细思量这件事:限于我们日尔曼民族不站起来,不用那由自已[己]意思指导的势力,这个民族的暗杀,仍将继续不已。千万人的声音,都高叫:“打破无耻的灭人族类的政策!推倒那些犯此罪行的祸首!”我们的仇敌,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也不是俄国人,是那大日尔曼的地主,是日尔曼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执行委员会。

  前进!我们要同这政府战!我们要同这一切自由底不共戴天的仇敌战!我们要为凡是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将来战!

  工人们!朋友们!女界同胞们!切不可令这次的“五一”纪念日——战争以来的第二个“五一”纪念日——一点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户,就空空过去了。“五一”这一天,我们要万众同声的高叫:“扫荡灭亡民族的罪恶行为!推倒那些主战的祸首!”

  一九一八年,俄京莫斯科的“五一”纪念日,更是一个盛典。因为那一天是劳农共和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纪念日,是举行马克思铜像除幕式的纪念日,接着五月四[五]日又是马克思诞生百年的纪念日。

  三

  “五一”这一天,劳工阶级固然得了很多的收获,但是也曾出了很大的牺牲。一八八六年的芝加哥(Chicago)悲剧,就是一段极惨的事件。

  在一八七七年的时候,美国诸大城市,充满了多数失业的工人,芝城更是不少。那里的国际社会党人,召集了多次的群众大会,他们的宣传运动,很得这一班贫苦工人的信从。一八八四年的感谢节(ThanksgivingDay,普通是在十一月中最后的星期四日),他们举行了一次游街示威运动。芝城TheArbeiter—Zeitung[2]、The Vorbote[3]、The Fackel[4]、The Alarm[5]诸报,都鼓吹工人赶快武装起来。有一位Most君[6],编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战争底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 of War)。许多报馆,把他重印出来,传布很广。

  自从一八八四年决议以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八小时制实行的日子,美国全国的工人,都起来参与这激烈的运动。芝城的运动,更是猛烈。一八八五年,八小时会由Ceorge A.Schilling[7]君及其他有志者的提议,组织成功。职工会议(The Trade and Labor Assembly)是芝城中最有组织的劳工团体的中心,也立刻整饬了阵容,准备作战。中央劳工联合会(The Central Labor Union)也接踵而起。

  芝城的国际社会党人,最初对于这种运动,还守中立的态度,后来看见八小时运动,得了大部分的同情,而且成了劳工界的中心问题,他们才渐渐变了宗旨,起来助进这个运动。像Parsons、Spies、Fielden、Schwab等一流雄辩家,都在八小时集会里作了说士,很受欢迎。他们大都劝说工人预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武装起来。

  是年的“五一”运动,芝城的工人,达到八小时工作的目的者,占大多数,但那没有达到目的者,还有四万人左右。他们只得继续着同盟罢工,以图贯彻他们的要求。最激烈的纷扰,实起于Mc-Cormick[8]农具制造厂罢工的工人。他们由二月间已竟被迫出厂,因为厂主雇来三百多武装侦探,保护那班破坏罢工同盟的工人,雇主和工人间的战斗益烈。五月三日的早晨,罢工的工人在McCormick工厂附近,集合了一个群众大会,讨论回复工作的平和条件。Spies君出头演说,会场的光景,却很平静。不意McCormick工厂的铃忽然响了,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出现了。有约一百五十人的群众,动了怒气,离开大会,向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面前进发。双方相见,就大起冲突,巷战起来,互以石子掷击。警察看势不佳,便去急打电话。不多时,一个巡官的马车飞过街市而来。又不多时,有七十五名警察,步行随着那辆车子走来。还有四五辆巡官的马车,在警察后面。这些巡官一被他们用石块抛击,便向群众开枪乱打。无辜的男、女、儿童,受伤的很多。

  民众非常激怒了。Spies君急忙回到Arbeiter—Zeitung报馆,草了一篇对于芝城工人的宣言。后来人叫这做“复仇檄文”,因为这宣言的首句,就是“复仇!”劝工人们起来报他们同胞惨遭杀戮的仇。这篇宣言印了五千份,用英文和德文写的,分布各街。

  次晚,在Haymarket[9]地方又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追悼他们惨遭杀戮的工界朋友。到会的约有二千人,Spies、Parsons、Fielden诸君,都有演说。

  这次集会,官府在白天并没有干涉。到了晚十点钟的时候,芝城市长Harrison氏[10]离了会场,这个会议实际上已经算是闭会了。因为眼看着云气低重,有大风雨将至的样子,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散去了,只剩下数百人,Fielden君还在那里给他们演说。演了十余分钟,就有一百七十六名警察,由Ward大佐督队,急奔这一部分余众而来,严令解散。Fielden君答复说,这个集会是很平和的,并没有什么危险。在这个时候,忽然由一个附近的小路,掷进来一个炸弹,正落在第一个警士和第二个警士的中间,轰然炸裂,发出可怕的声响,炸毙一个警士,受伤的很多。双方立刻开枪乱射,延到两分钟之久,没有间断。结果警察方面,死了七人,伤了约六十人,工人方面,死了四人,伤了约五十人。

  抛炸弹的人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大疑问。有一位Rudolph Schnaubelt[11]君,是Schwab君的妻兄弟,他当时很受嫌疑。Haymarket悲剧发生以后,他便即时逃走了。可是他在欧洲报纸上,却屡次声明,他和这事没有关系。此外还有两说,亦颇盛传:一说谓这个炸弹,是平日为警察所陷害的人的亲友放的,是为报复私仇;又一说谓当时八小时运动很占势力,所以官府使人暗掷炸弹,以便得所借口,好把这一班指导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一网打尽。从法庭审判此案故意罗织很不公平看起来,似乎最后一说,也颇可信。

  事实纵然如此,但是反对党到底要把这桩罪案栽到社会党人身上。于是所有的工人会都被解散,Arbeiter—Zeitung报馆也受警察严重的检查,Haymarket大会中发言的人和Arbeiter—Zeitung报馆印刷部编辑部中的重要分子,都被逮捕。五月十七日预审陪审官以投掷炸弹炸死警察M.J.Degan[12]的罪状,控告AugustSpies[13]、 Michael Schwab[14]、SamuelFielden[15]、Albert R.Parsons[16]、AdolphFischer[17]、GeorgeEngel[18]、LouisLingg[19]、OscarW.Neeber[20]、Rudolph Schnaubelt和William Seligar[21]等十人。除Schnaubelt在逃,Seligar以告密免罪外,其余八人均付审讯。

  审讯的手续既不合法,证据也不充分,并且有伪造的嫌疑。任被告人若何申辩,律师若何辩护,法官终是不睬。因为他们早有成见,此案不过是一个口实。有人说都是他们作出来的恶剧。到了八月二十日,判决书下了。Spies、Schwab、Parsons、Fielden、Fischer、Engel、Lingg七人判了死刑,Neebe十五年监禁。他们到州高级法庭去上告,仍然认可原判;到合众国高级法庭控诉,他们说没有审理此案的审判权,却之不理。山穷水尽,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请求政府特赦,或减刑。有的被告取了这个方法,结果只把Schwab、Fielden两人减为终身监禁,Lingg仰药自尽,Spies、Parsons、Fischer、Engel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cher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这样构成了这一段冤狱!

  过了六年,JohnP.Altgeld[22]被选为Illinois[23]州长,冒许多困难,精查此案的真相,得到他们八人确实无罪的证据,才把还在生存的Fielden、Neebe、Schwab三人释放出来,并声告当时审理此案的检查官、审判官、警官等,以贿赂关系同谋捏造证据的种种事实。这段冤狱,算是得了昭雪。但是死者已矣!他们的牺牲的精神,冤枉的罪案,只有引起后人的同情罢了!

  我再把这八位悲剧中的人物的略传,记在下面:

  AugustSpies,那时才三十一岁。生于德国,一八七二年移居到美国。一八七七年为社会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会员。他曾作过实业经理人,后来在Arbeiter—Zeitung报充当编辑长,直到他被捕的时候。社会革命俱乐部成立,他便加入这种运动。他是马克思派的学者。用英、德文作文,都是一样的。在八人中是最有学识的人。

  Albert R.Parsons,一八四四年生于美国Alabama州Montgomery地方。十五岁时,曾习排字术。南北战争时,曾在南部联盟方面当过兵役,但他在一八六八年刊行一种报纸,专鼓吹保障有色人种的权利,因此颇招他的亲属嫉恨。一八七五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一年后又组织芝加哥劳工组合的织工会议,他是首先加入一八八〇年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个人。一八八四年后,发刊TheAlarm报。他是一个有辩才且有魔力的说士,是一个有才能的组织家。由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他曾在群众大会里演说过不下一千次。他为组织社会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后又为组织万国工人会(International Working-people'sAssociation),奔走各处,足迹遍十六州。

  MichaelSchwab的才能,比Spies、Parsons的才能略逊,但他也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年三十三岁,被捕时来美已八年了。那时他正辅助Spies作编辑部员,他虽不是创造的作者,却也很明通,演说也很畅利。他所以于劳工运动很有影响的原故,全在他那对于劳工阶级利益伟大的热心,无限的献身。

  George Engel,是八人中最年长的。一八三六年生于德国Kassel地方。艰难困苦的生涯,使他养成了一种惨厉的精神。他酷恨这现在的社会,是原于个人的感情,不是社会哲学的结果。他一到美国,便加入社会改造的运动,为一最热心的献身者。

  Louis Lingg,年只二十二岁,是一个笃诚狂热的社会运动者。

  Samuel Fielden,一八四七年生于英伦,当过织工、车夫,并是一个辞职的Methodist宣教师。他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大部分得自报章上的论(述)和公开的讨论。他的演说,直截了当,也有雄辩的煽动的气味,群众很欢迎他。

  Adolph Fischer比Lingg长两岁,生于德国,十五岁时移居美国。他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受自他的父母。他被捕的前数年,才倾信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社会运动家。

  Oscar Neebe,一八四九年生于纽约,一八六六年来芝加哥居住。从那时以后,就和各方面劳工运动发生关系。他曾当过一回国民劳工联合的代表,后来加入社会工党和万国工人会。他未曾作过无政府党人的宣传运动,始终在工联运动上尽力。在一八八六年的八小时运动中,也占首要的地位。

  四

  法国的“五一”纪念日,也曾受过鲜血的洗礼,染印在他的历史上。

  一八九一年四月下旬,礼路地方[24]的织物工业中心地雇有二万多工人的福尔梅市[25],起了同盟罢工的风潮。一直延到“五一”纪念日,还没有平息。

  欧洲旧俗,五月一日本来是一个令节。是日,士女都出游野外,摘取鲜花,欢欣歌舞。这一天福尔梅市的青年男女,也结队成群的出游原野,拿美丽的花,装饰在身上,笑语而归。

  忽然满街起了杀气,军警和工人起了冲突,把工人捕去了数人。出游回来的青年士女,看见军警暴乱的样子,很是愤慨,便一齐唱着悲壮的歌,喧噪起来。在前引道的,是一双青年男女。女年十八岁,名叫玛利亚·卜伦德,手拿着一枝白桑茶西花;男年十九岁,名叫多孟德·季洛特,手拿着三色旗。民众并没有什么武器,不过空声骚动罢了。

  军警的指挥官,再三用刀枪袭击群众,结果只是增加他们的愤慨,愈加激昂起来。军官又发开枪的命令。按法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必须击三次大鼓,以为开枪的警告,乃军官不守法律遽发枪击的命令,实在是违法的行为。

  在这次非法的暴行之下,死了九人,伤了二十四人。也有在咖啡店里吃饭的客中流弹而死的。那引导群众的一双青年男女,一个血溅着三色旗,一个血溅着白桑茶西花枝,都作了这次血祭的牺牲。此外还有少女三人,青年男子四人,听说其中还有一个年才十岁的小孩。

  这一天在塞奴的都市苦里西,官吏对于民众也有虐杀的事情。

  苦里西的电报局员,早起把赤旗带在胸前,不多时就被警官夺去了。午前,工人成群结队的等候着演说的机会,直到正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警探已竟布满了街衢。

  午后二时,鲁法罗呵的同志团体,忽然涌入苦里西,他们要以自由独立的意气,纪念这个日子。

  他们高呼着“自由万岁”,在街上游行,和警官小有冲突。

  他们以后又进到一个酒店里,高声合唱工人解放的歌。警察署长闻而大怒,发令袭击酒店。警官或用刀或用手枪,直奔酒店,汹汹而来,工人乃不得不出于正当防卫。结果警官方面,伤了六人,暂行退却。

  于是又为第二次的袭击。这回警官得了胜利,工人大部分逃去,只捕住狄侃、达尔达尔、鲁菲优三人。

  三人的裁判,过了四个月才确定了。检察官要求死刑,但陪审官很公平持正,判决鲁菲优无罪,达尔达尔三年监禁,狄侃五年监禁。

  最近一九一九年的“五一”纪念日,法国巴黎也曾起了骚动。是日巴黎市民,照例举行大示威运动,参加者多系少年,并且有外国人很多。午后,军队和群众发生了大冲突,军队遮断群众前进的道路,群众拚命冲破警戒线,消防队欲用水龙击散群众,群众仍悍然前进,警察用棍棒乱打。群众过Opera House[26]前,齐呼“推倒政府”。入夜形势更险,骑兵和群众又大冲突,群众用手枪自卫,死十八岁少年一人,警察受伤的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受重伤的二百五十人。这一天巴黎全市罢工,又值阴雨,光景更觉凄惨。

  五

  我写了这一段“五一”运动史,不禁起了好些感想。现在把他写出来,作本文的结论。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27]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

  “五一”运动的历史,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已如上述。去年华盛顿的劳工会议,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居然规定了下列四项:

  甲、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

  乙、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时候,才准有法定时间外的作工。

  丙、法定时间外的作工,须另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工银。

  丁、关系法定时间外的作工,有工人团体的地方,须与工人团体协议。此协议的结果,有法律上的效力。无工人团体的地方,由政府决定。

  以上四项,都是确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不能不说是这次劳工会议一件很大的成绩了。可是这个成绩,是三十年来,工人依自己阶级直接行动的努力,早巳[已]得到的。“五一”运动,已经发生了一种新意义。英、美的工人,早已更进一步,作“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了。劳工会议的规定,还只是先进国劳工依自己阶级的努力已经获得的收获,或其以下。难怪意大利和别国的工人代表灰心失望!这是我们第二个遗憾!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一一适用到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

  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

  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再让一步,就是这种特殊规定,果然能够实行,也未始不是这一班苦人的幸福。无奈他们的愚昧,真是可怜!就是这个,他们也不知道起来设法使他实行。这是我们第三个遗憾!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世界的劳工同胞,希望很大。希望他们由“八小时”、“四十八小时”的运动,到“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给“五一”纪念日加一新意义,为“五一”运动开一新纪元。

  我们最后对于“五一”纪念日的自身,希望他早日完成那“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

  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我这篇纪述,是根据下列诸书作成的:

  1.Morris Hillquit——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28]P.209—221.

  2.《解放》创刊号山川菊荣著《五月祭与八时间劳动的话》。

  3.《改造》大正八年九月号新妻伊都子著《致不真面目的劳动论者》和山川菊荣著《答新妻氏》。

  4.Karl Liebknecht——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29]P.126—128.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7卷第6号

  1920年5月1日

  【注释】

  [1]Labor Day 即“劳动节”。

  [2]The Arbeiter—Zeitung 芝加哥《工人日报》。

  [3]The Vorbote 《先驱报》。

  [4]The Fackel 《火炬报》。

  [5]The Alarm 《警钟报》。

  [6]Most君 莫斯特,生卒年不详,流亡美国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著有《革命战争学》小册子,倡导利用工人的示威游行,将自己武装起来,书中还对如何准备和使用炸弹等有详细的阐释。

  [7]George A.Schilling 乔治·A.谢林,生卒年不详,八小时工作的倡议者之一。

  [8]McCormick 麦克高米克,芝加哥一家农具厂。

  [9]Haymarket 干草市。

  [10]Harrison氏 哈里逊,生卒年不详,曾任芝加哥市市长。

  [11]Rudolph Schnaubelt 鲁道夫·史奈贝尔特,生卒年不详。

  [12]M.J.Degan M.J.迪干,生年不详,1886年干草市事件中被炸死的警察。

  [13]August Spies 奥古斯特·斯帕斯(1846—1887),生于德国,1872年移居美国。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组织者之一,1887年被判死刑。

  [14]Michael Schwab 米歇尔·史瓦布,生卒年不详,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7年被判终身监禁。

  [15]Samuel Fielden 塞缪尔·费尔登,1847年生于英国,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7年被判终身监禁。

  [16]Albert R.Parsons 阿尔伯特·R.帕森斯(1845—1887),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7年被判死刑。

  [17]Adolph Fischer 阿道夫·费舍尔(1863—1887),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组织者之一,1887年被判死刑。

  [18]George Engel 乔治·恩格尔(1836—1887),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组织者之一,1887年被判死刑。

  [19]Louis Lingg 路易斯·林格(1865?—?),1886年芝加哥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罢工失败后被判死刑,不服,上诉,后服药自尽。

  [20]Oscar W.Neeber 奥斯卡·W.尼伯(1849—?),1886年芝加哥罢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21]William Seligar 威廉·塞黎格,生卒年不详,1886年芝加哥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22]John P.Altgeld 约翰·P.艾尔特盖尔德(1847—1902),生于普鲁士,后随父母移居美国,1886—1891年任芝加哥高等法院法官,1892年当选为伊利诺斯州州长,赦免1886年干草市事件中被捕判刑人员,又指责法官审判不公、总统擅自动用联邦军队镇压罢工,他本人则因此而受到攻击。

  [23]Illinois (美国)伊利诺斯州。

  [24]礼路地方 疑指Lille,今译里尔,在法国北部。

  [25]福尔梅市 Fourmies,今译富尔米,法国北部小工业城市。

  [26]Opera House 歌剧院。

  [27]《劳动》杂志 1918年3月在上海创刊,月刊,劳动杂志社编辑,大同书局发行,1918年4月20日出版的该杂志第二号上曾发表《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一文,作者署名为“弹指”。

  [28]Morris Hillquit——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ris Hillquit (1869—1933),莫里斯?希尔奎特,美国社会党领袖?社会党主要理论家,主张在宪法范围内进行社会改革?代表作除李大钊此处所列的《美国社会主义史》(1903 年)之外,另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09 年)及自传《忙人散记》(1934 年)?

  [29]Karl Liebknecht——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People. 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即文中所说的李卜奈西特,今译李卜克内希,德国社会党领袖,1912 年入帝国国会任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反战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曾在帝国国会中投票反对军事拨款?1916 年,他同罗莎?卢森堡等组织斯巴达克同盟,领导反战运动?

  《国民公报》案判决感言——对于“妨害治安”四字之疑问(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舆论界空前大事件之北京《国民公报》案,已于昨日经大理院判决矣。此案发生,已逾半年。始经地审厅以煽惑内乱罪及妨害治安罪,判处该报记者孙几伊君以一年二个月之有期徒刑。孙君不服,控诉于高等厅,该厅判决孙君无罪,将地方厅原判撤销。而高等检察厅不以高审厅之判决为然,复向大理院提起上告。现大理院已判决孙君为犯出版法之妨害治安罪,处以五个月之有期徒刑。案经第三审判决,孙君方面,已无再图救济之途。前者,此案在诉讼进程之中,吾侪依法不便有所论列。今则诉讼已经终结,吾人对于此事,实有无限之疑惑,用特贡献数言,以待社会之研究。

  《国民公报》登载之内容,能否构成煽惑内乱罪及妨害治安罪,孙君之辩护人及高等厅之审检官,言之綦详且尽,吾侪不复为赘词。今大理院亦不敢强以煽惑之罪加诸孙君,而单定为妨害治安之罪。吾侪所疑惑者,亦正为此“妨害治安”四字耳。按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二项有“妨害治安”之规定,而现行一切法规及法院判决例,对于此四字,向未有解释之明文。以吾侪之理解而言,除解释为扰乱社会之安宁秩序外,似无他法更加以深刻之解释,今《国民公报》所登载,究竟曾否扰乱社会之安宁秩序,并于社会秩序有无丝毫之影响,事实具在,实令人索解无从。总之“妨害治安”四字之解释,倘于吾侪理解之外,能更有他种之解法,吾侪小民,甚愿闻之,以免时有犯罪之危险。此不特为舆论界之关系,抑亦一般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

  署名:明明

  《晨报》1920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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