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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我们的理想,是在创造一个“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能不能创造成立,全看我们的“少年运动”如何。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未必一致。可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朋友,毕竟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面走。那光明里一定有我们的“少年中国”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少年中国”。仿佛像一部洁白未曾写过的历史空页,我们大家你写一页,我写一页,才完成了这一部“少年中国”史。

  我现在只说我自己理想中的“少年中国”。

  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

  为创造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很希望这一班与我们理想相同的少年好友,大家都把自己的少年精神拿出来,努力去作我们的“少年运动”。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刬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的一(生)生涯,是向“少年中国”进行的一条长路程。我们为达到这条路程的终点,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向前飞跃!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智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这全是交通阻塞的缘故。交通阻塞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是物质的交通阻塞,用邮电、舟车可以救济的;一是文化的交通阻塞,非用一种文化的交通机关不能救济的。在文化较高的国家,一般劳农容受文化的质量多,只要物质的交通没有阻塞,出版物可以传递,文化的传播,就能达到这个地方,而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在这个地方,文化的交通机关,就是在山林里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自觉的少年。只要山林里村落里有了我们的足迹,那精神改造的种子,因为得了洁美的自然,深厚的土壤,自然可以发育起来。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2]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啊!我们既然是二十世纪的少年,就该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其余都是进化轨道上的遗迹,都该打破。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住居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运动”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

  总结几句话,就是:

  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智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

  少年中国的少年呵!少年中国的运动,就是世界改造的运动,少年中国的少年,都应该是世界的少年。

  署名:李大钊

  《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1919年9月15日

  【注释】

  [1]题解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具有一定先进性的学术文化团体。1918年6月30日开始筹备,次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李大钊是主要发起人之一。经选举,曾琦为评议部主任,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在李大钊帮助下,学会的宗旨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李大钊此文,是对于这一宗旨纲领性阐述。会员人数先后曾达120多人。除国内会员外,还分布在法、德、英、美、日、南洋等地。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会员思想的演变,会员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组织日渐解体,1925年7月后停止了活动。

  [2]陶士泰 即列夫·托尔斯泰(Count 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俄国著名作家、思想家,伯爵。从19世纪50年代起,确立解放农奴的信念,并曾参与实施工作。他决心与生长和受教育的环境决裂,致函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抗议专制政体的一切专横与暴力,确信人民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从19世纪90年代至他逝世前,农民问题是他写作的主要题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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