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月）

　　一

　　一个德国人说过，五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2]三卷，合计二千一百三十五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昂格思[3]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我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今天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的很。但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万一因为作者的知能谫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亲爱的读者肯赐以指正，那是作者所最希望的。

　　二

　　我于评述“马克思主义”以前，先把“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的地位，略说一说。

　　由经济思想史上观察经济学的派别，可分为三大系，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

　　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可以叫作资本主义经济学。三系中以此为最古。著《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 Smith）[4]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5]、李嘉图（Ricardo）[6]、杰慕士·穆勒（James Mill）[7]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因为这个学派是在模范的资本家国的英国成立的，所以英国以外的学者也称他为英国学派。这个学派的根本思想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并且承认在此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他们以为现在的经济组织，就是个人营利主义的组织，是最巧最妙、最经济不过的组织。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譬如各人所有的资本，自然都知道把他由利益较少的事业，移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社会全体的资本，自然也都舍了那利益较少的事业，投到利益较多的事业上去。所以用不着什么政治家的干涉，自由竞争的结果，社会上资本的全量自然都利用到社会全体最有利的方面去。而事业家为使他自己的利益达于最大的程度，自然努力以使他自己制品全体的价增大，努力以求其商品全体的卖出额换回很多的价来。社会全体的富是积个人的富而成的。个人不断的为增加自己的富去努力，你这样作，他也这样作，那社会全体的富也不期增而日增了。再从消费一面讲，我们日用的一切物品，都不是在自己家内生产的，都是人家各自为营利、为商卖而生产的。自己要得一种物品：米、盐、酱、醋，乃至布匹、伞、屐、新闻、杂志之属，都不是空手向人家讨得来的。依今日的经济组织，都是各人把物卖钱，各人拿钱买货。各人按着自己最方便的法子去活动，比较着旁人为自己代谋代办，亲切的多，方便的多，经济的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日以各人自由求各自利益为原则的经济组织，很满足，很以为妥当。他们主张维持他，不主张改造他。这是个人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的经济学。

　　以上所述个人主义经济学，有二个要点：其一是承认现在的经济组织为是；其二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各个人利己的活动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一点。人道主义经济学正反对他那第二点。人道主义经济学者以为无论经济组织改造到怎么好的地步，人心不改造仍是现在这样的贪私无厌，社会仍是没有改善的希望，于是否〈承〉认经济上个人利己的活动，欲以爱他的动机代那利己的动机；不置重于经济组织改造的一方面，而置重于改造在那组织下活动的各个人的动机。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以为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于是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人道主义经济学者持人心改造论，故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这两系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但人道主义者同时为社会主义者的也有。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与［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三

　　“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既如上述，我当更进而就他的学说的体系略为大体的分析，以便研究。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运命；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与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为研究上便利起见，就他的学说各方面分别观察，大概如此。其实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

　　四

　　请先论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在那个时候是用以说明各种形态学上的特征、关系的重要，志在得一个种的自然分类，与关于生物学上有机体生活现象更广的知识。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

　　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自己不能变化的，也不能使别的现象变化。其他一切非经济的物质的要件，如人种的要件、地理的要件等等，本来变化很少，因之及于社会现象的影响也很小，但于他那最少的变化范围内，多少也能与人类社会的行程以影响。在原始未开时代的社会，人类所用的劳作工具，极其粗笨，几乎完全受制于自然。而在新发见的地方，向来没有什么意味的地理特征，也成了非常重大的条件。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因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主张改称唯物史观为经济史观。

　　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自孔道西（Condorcet）[8]依着器械论的典型，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而期发见出一普遍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已竟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故孔道西算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至桑西门（Saint－Simon）[9]把经济的要素，比精神的要素看得更重。十八世纪时有一种想像说，说法兰西历史的内容不过是佛兰坎人[10]与加利亚人[11]间的人种竞争。他受了此说的影响，谓最近数世纪间的法国历史不外封建制度与产业的竞争，其争以大革命期达于绝顶。而产业初与君国制联合，以固专制的基础，基础既成又扑灭王国制。产业的进步是历史的决定条件，科学的进步又为补助他的条件。Thierry[12]、Mignet[13]及 Guizot[14]辈继起，袭桑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其重要的。蒲鲁东[15]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16]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联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Servile）、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我们晓得有许多法律，在经济现象的面前，暴露出来他的无能。十七、八世纪间那些维持商业平准，奖励金块输入的商法，与那最近英国禁遏脱拉斯（Trust）的法律都归无效，就是法律的力量不能加影响于经济趋势的明证。也有些法律，当初即没有力量与经济现象竞争，而后来他所适用的范围，却自一点一点的减缩，至于乌有。这全是经济现象所自致的迁移，无与于法律的影响。例如欧洲中世纪时禁抑暴利的法律，最初就无力与那高利率的经济现象竞争，后来到了利润自然低落，钱利也跟着自然低落的时候，他还继续存在，但他始终没有一点效果。他虽然形式上在些时候维持他的存在，实际上久已无用，久已成为废物。他的存在全是法律上的惰性，只足以证明法律现象远追不上他所欲限制的经济现象，却只在他的脚后一步一步的走，结局惟有服从而已。潜深的社会变动，惟依他自身可以产生，法律是无从与知的。当罗马帝国衰颓时代，一方面呈出奴隶缺乏，奴价腾贵的现象；一方面那一大部分很多而且必要的寄生阶级造成一个自由民与新自由民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日益加甚，自然渐由农业上的奴仆劳动、工业上的佣工劳动，生出来奴隶制度的代替，因为这两种劳动全于经济上有很多的便利。若是把废奴的事业全委之于当时的基督教人类同胞主义的理想，那是绝无效果的。十八世纪间英人曾标榜过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宗教，到了资本家经济上需要奴隶的时候，他们却把奴制输入到美洲殖民地，并且设法维持他。这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要皆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只能随着经济现象走，不能越过他，不能加他以限制，不能与他以影响。而欲以法律现象奖励或禁遏一种经济现象的，都没有一点效果。那社会的表面构造中最重要的法律，尚且如此，其他如综合的理想等等，更不能与经济现象抗衡。

　　五

　　迄兹所陈是历史的唯物论者共同一致的论旨。今当更进而述马氏独特的唯物史观。

　　马氏的经济论，因有他的名著《资本论》详为阐发，所以人都知道他的社会主义系根据于一定的经济论的。至于他的唯物史观，因为没有专书论这个问题，所以人都不甚注意。他的《资本论》，虽然彻头彻尾以他那特有的历史观作基础，而却不见有理论的揭出他的历史观的地方。他那历史观的纲要，稍见于一八四七年公刊的《哲学的贫困》，及一八四八年公布的《共产者宣言》。而以一定的公式表出他的历史观，还在那一八五九（年）他作的那《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现在把这几样著作里包含他那历史观的主要部分，节译于下，以供研究的资料。

　　（一）见于《哲学的贫困》中的：

　　“经济学者蒲鲁东氏，把人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制造罗纱、麻布、绢布的事情，理解的极其明瞭。可是这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和罗纱、麻布等一样，是人类的生产物，他还没有理解。社会关系与生产力有密切的连络。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臼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

　　（二）见于《共产者宣言》中的：

　　“凡以前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希腊的自由民与奴隶，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中世的领主与农奴，同业组合的主人与职工，简单的说，就是压制者与被压制者，自古以来，常相反目，而续行或隐然，或公然不断的争斗，总是以全社会革命的变革，或以相争两阶级的共倒（为）结局的一切争斗。试翻昔时的历史，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分者，社会的地位有多样的等差，这类现象我们殆到处可以发见。在古代罗马则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主人、职工、农奴，且于此等阶级内更各分很多的等级。由封建的社会的崩坏，产出来的近世的社会，仍没把阶级的对立废止。他不过带来了新阶级、新压制手段、新争斗的形式，以代旧的罢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是有产者本位的时代，却把阶级的对立简单了。全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互相敌视的二大阵营，为相逼对峙的二大阶级：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

　　“……依以上所述考之，资本家阶级所拿他作基础以至勃兴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是已经在封建社会作出来的。此等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的发展达于一定阶段的时候，封建的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换的关系，就是关于农业及工业封建的组织，简单一句话就是封建的所有关系，对于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久已不能适应了。此等关系，现在不但不能奖励生产，却妨阻生产，变成了许多的障碍物。所以此等关系不能不被破坏，果然又被破坏了。

　　“那自由竞争就随着于他适合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制度，随着有产者阶级的经济的及政治的支配，代之而起了。

　　“有产者阶级，于其不满百年的阶级支配之下，就造出比合起所有过去时代曾造的还厚且巨的生产力。自然力的征服，机械、工业及农业上的化学应用，轮船、火车、电报，全大陆的开垦，河川的开通，如同用魔法唤起的这些人类——在前世纪谁能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能包容在社会的劳动里呢？

　　“把这样伟大的生产手段及交通手段，像用魔法一般唤起来的资本家的生产关系及交通关系，——资本家的所有关系——现代的资本家的社会，如今恰与那魔术师自念咒语唤起诸下界的力量，而自己却无制御他们的力量了的情事相等。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现代的生产力，对于现代的生产关系，对于那不外有产者的生活条件及其支配力的所有关系，试行谋叛的历史。我们但举那商业上的恐慌——因隔一定期间便反复来袭，常常胁迫有产社会的全存在的商业恐慌——即足以作个证明。……有产者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今乃转而向有产者阶级自身。

　　“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己〉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

　　“人人的观念、意见及概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这是不用深究就可以知道的。那思想的历史所证明的，非精神上的生产随着物质上的生产一齐变化而何？”

　　（三）见于《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

　　“人类必须加入那于他们生活上必要的社会的生产，一定的、必然的、离于他们的意志而独立的关系，就是那适应他们物质的生产力一定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此等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法制上及政治上所依以成立的、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应的真实基础——物质的生活的生产方法，一般给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过程，加上条件。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其存在，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反是决定其意识的东西。

　　“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他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

　　“当那样变革的观察，吾人非常把那在得以自然科学的论证的经济的生产条件之上所起的物质的变革，与那人类意识此冲突且至决战的，法制上、政治上、宗教上、艺术上、哲学上的形态，简单说就是观念上的形态，区别不可。想把那样变革时代，由其时代的意识判断，恰如照着一个人怎样想他自己的事，以判断其人一样，不但没有所得，（此处疑有脱漏。——编者注）意识这个东西宁是由物质生活的矛盾，就是存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冲突，才能说明的。

　　“一社会组织，非到他的全生产力，在其组织内发展的一点余地也没有了以后，决不能颠覆去了。这新的，比从前还高的生产关系，在这个东西的物质的生存条件于旧社会的母胎内孵化完了以前，决不能产生出来。人类是常只以自能解决的问题为问题的。因为拿极正确的眼光去看，凡为问题的，惟于其解决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也在成立过程中的时会，才能发生。

　　“综其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而在此中，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之采敌对形态的最后。——此处所谓敌对，非个人的敌对之意，是由各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条件而生的敌对之意，——可是在资本家社会的母胎内发展的生产力，同时作成于此敌对的解决必要的物质条件。人类历史的前史，就以此社会组织终。”

　　（以上的译语，从河上肇博士。）

　　据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略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了。现在更把这个要领简单写出，以期易于了解。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济］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是［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六

　　与他的唯物力［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意大利共和国中，特如Venice[17]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作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Byzantium[18]（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像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19]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Wilhelm Roux[20]所发见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七

　　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竞争说，既已略具梗概，现在更把对于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

　　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Eugenio Rignano[21]驳他道：“既认各阶级间有为保其最大经济利益的竞争存在，因之经济现象亦自可以随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优越，在一方面或他一方面受些限制，又说经济的行程像那天体中行星的轨道一样的不变，从着他那不能免的进路前进，人类的什么影响都不能相加。那么那主要目的在变更经济行程的阶级竞争，因为没有什么可争，好久就不能存在了。在太阳常行的轨道上，有了一定的变更，一定可以贡献很大的经济利益于北方民族，而大不利于南方民族。但我想在历史纪录中，寻找一种族或一阶级的竞争，把改变太阳使他离了常轨作目的的，是一件无益的事。”这一段话可谓中了要扼。不过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但是他那唯物史观，纵有这个夸张过大的地方，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见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那莫大的功绩。

　　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22]（Socialist Review）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实［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而在别一方面，也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历史的唯物论者说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也有些人起了疑问。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承认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那么一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于此有个显例，就是现代劳工阶级的联合活动，屡见成功，居然能够屈服经济行程的趋势。这种劳工结合，首推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s）[23]为最有效果，他们所争在增加劳银。当时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导工人于益困益卑的地位，而工联的活动竟能反害为利。大战起来以后，工联一时虽停止活动，战事既息，他们又重张旗鼓。听说铁路人员总会、交通劳动者（专指海上劳动者）联合会和矿夫联合会三种工联联合起来，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种种条件，声势甚猛（参照《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将来的效果必可更大。这自觉的团体活动，还没有取得法律的性质，已经证明他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假使把这种活动的效力，用普通法律，或用那可以塞住经济现象全进路的财产法，保障起来，巩固起来，延长他那效力的期间，他那改变经济现象趋势的效力，不且更大么？试把英、法二国的土地所有制比较来看：在英国则诺曼的侵略者及其子孙，依战胜余威，获据此全土，而与其余人口相较，为数甚少，故利在制定限嗣财产制与脱拉斯制，以保其独占权，结果由此维持住大地产制。在法国则经数世纪的时间，贵族及僧侣阶级的财产为革命的中产阶级所剥夺，这剥夺他们的中级人民人口的数，又占全体的大部，故利在分割而不在独占，适与英国的诺曼侵略者及其子孙相反，于是中级人民催着通过特别遗书遗产法，以防大财产制的再见。他们二国的财产法和防遏或辅助田问［间］经济现象趋势的法制，这样不同，所以导他们经济的表现与进化于不同的境界。一则发生很大的领地财产、隐居主义、为害田禾的牧业、全国的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的放逐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均种种现象。一则发生土地过于割裂、所有者自治其田畴、强盛的农业、节俭之风盛行、分配平均种种现象。这样看来，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都于我们所求的那正当决定的情状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但是此等团体的活动，乃至法律，仍是在那可以容他发生的经济构造以上的现象，仍是随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不是反着经济的趋势走的。例如现代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劳工阶级的生活境遇日趋于困难；一方面益以促其阶级的自觉，益增其阶级活动的必要，益使其活动的效果足以自卫。这都是现在资本主义制下自然的趋势，应有的现象，不能作足以证明法律现象可以屈抑经济趋势的理据；与其说是团体行动，或法律遏抑经济趋势的结果，毋宁说是经济本身变化的行程。英、法二国财产制之著效，也是在他们依政治的势力，在经济上得占优势，得为权力阶级以后的事，也全是阶级竞争的结果。假使在英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防遏大地产制的法律，在法国当时定要施行一种禁抑小财产制的法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我们于此可以断定，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到了经济构造建立于人类互助的时期，这伦理的观念可以不至如从前为经济构造所毁灭。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刬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之，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马氏的唯物史观，何以不产生于十八世纪以前，也不产生于今日，而独产生于马氏时代呢？因为当时他的环境，有使他创立这种学说的必要和机会。十八世纪以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比经济的势力强，所谓社会势力从经济上袭来的很少。因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组织是仅求自足的靠着自然的地方居多，靠着人力的地方还少，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势力较大。譬如南美土人，只伸出一张口，只等面包树、咖啡树给他吃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十字军之役，固然不必全拿那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全是经济的意味去解释，但当那僧侣彼得煽动群众营救圣墓的时候，彼得与其群众虽然没有经济的意味参杂其间，或者纯是驱于宗教的狂信，而那自觉的经济阶级，实在晓得利用这无意识的反动，达他们有意识的经济上的目的。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抱［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上篇）

　　八

　　我于上篇，既将马氏的“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略为评述，现在要述他的“经济论”了。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前说的基础，在交易价值的特别概念。后说的基础，在经济进化的特别学理。用孔德[24]的术语说，就是一属于经济静学，一属于经济动学。

　　今先述“余工余值说”。

　　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工。这并不是马氏新发明的理论，从前Sismondi[25]、Saint-Simon[26]、 Proudhon[27]、Rodbertus[28]诸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有过这种议论。不过他们的批评，与其说是经济的，毋宁说是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及其不公，是他们攻击的标的。马氏则不然，他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特别归咎于交易观念。他所极力证明这私营事业必须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交易不能免的结果——一个经济上的必要，贵族与平民都须服从的。

　　马氏的“余工余值说”，是从他那“劳工价值论”演出来的。

　　马氏说劳工不只是价值的标准与理由，并且是价值的本体。从前Ricardo[29]也曾有过类似的观念，但他未能决然采用。马氏于此，毅然采取其说，不像Ricardo的踌躇。

　　马氏也决不否认“效用是价值的必要条件”。由效用的价值而论，这的确是惟一的理由，但他以为单拿效用这一点说明交易的价值，理据尚不充足。每在一个交易的行为，两个物品间必含着共同的原素，一致的等级。此种一致，决不是效用的结果，因为效用的等级，在每个物品中均不相同。而所以构成交易这件事存在的理由的，就是这个不同。在那些性质各异的物品中所含的共同原素，不是效用，乃是那些物品中所含劳工分量的大小。每个物品的价值，应该纯是物品中所含人类劳工结晶的全量。物品价值的分别，全依劳工的分量而异。此等劳工，是于生产这些物品有社会的必要的东西。

　　例如有一工人在一种产业里作工，一日工作十小时，什么是他的生产物的交易价值呢？这交易价值，应该是他那十小时劳工的等量。他所生产的，是布，是煤，或是他物，都不必问。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把处分物品的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而按实在的价值出售。这实在的价值，就是十小时劳工的等量。

　　工人的工力（Labour force）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工银专以代表资本家偿他工力的物价，而资本家即保持自由处分这个物品（指工力）的权利于自己手中。工力价值的决定，与别的可以交易的物品相同。工力恰是一种物品，他的价值也是由那于他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工时间数目决定。

　　生产工力所必需的工量（Labour quantity），是一种稍觉奇异的话，初究马氏学说的人，最难领会其旨趣。但是必须领会，才得了解马氏的经济学说。实在稍加研究，觉得这种见解也并没有什么稀奇。设若拿一个机械的活动代替一个工人的劳工，执一个工程师，问他这架机械要多少维持费？他决不以为奇，并且立答以每时每日需多少吨煤炭，而煤炭的价值，又纯是代表那采掘煤炭的一定人工的总积。我们把煤炭换成劳工去说明他，又有什么难懂呢？

　　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所不同的地方，维持机械的财物是在他处由他人的劳工生产出来的，维持工人的财物是由他自己的劳工生产的一小部分。一时间的劳作，或一日的辛苦，其价值均可以在那个时间保持那个工人使他能够完全维持他的生产力所必需的需要为标准。无论资本家以物品以金钱偿他的工值，都是代表那必要费的价值。

　　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例如一日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决不能与十小时工力的价值相等，或且不抵五小时。在模范状态下的人类工力，常足以生产比他所单纯消费的物品的价值多。

　　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而以其一小部分用工银的名目还给工人，其量仅足以支应他在生产此项物品的期间所消用的食品，余则尽数归入资本家的囊中。生产物的售出，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工力的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的价值，马氏叫作“余值”（Surplusvalue）。

　　这样办去，资本家获得工人十小时的工力，而仅以五小时的代价还给工人。其余五小时的工力，在工人毫不值钱。前五小时间工人所生产的，等于他的工值。第五时以后他所做的工，于他什么也不值了。这生产“余值”的额外时间，于工人本身一文不值的工力，马氏叫作“余工”（Surplus labour）。

　　余值既全为资本家的掠夺品，那工人分外的工作，就是余工，便一点报偿也没有。刚是对工人的能力课额外的汗血税，而为资本家增加幸运，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这是资本主义下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

　　因为这个原故，资本家的利益，就在增大余值。他们想了种种方法，达这个目的。解析这些方法，揭破资本主义的秘密，就是马氏学说特色之一。依马氏的解析，资本家增大余值的方法有二要着：

　　一、尽力延长工作时间，以求增加余工时间的数目。假使工作时间的数目，可以由十小时增至十二小时，这余工时间，自然可以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企业家常谋为此。虽有工场立法，强制些产业限制工作时间，于阻止余值的增长多少有点效果，但推行的范围，究竟限于少数产业，所以“八时间工作”的运动，仍不能不纷纷四起。

　　二、尽力缩短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时间。假令生产工人必要生活费的工作时间，由五小时缩短至三小时，那余工时间自然由五小时增至七小时了。此种缩短，是可以由产业组织的完全或由生活费的减少作得到的。生活费减少，常为由协力（Cooperation）的影响所生的结果。资本家每依建立慈善院或雇用比成人生活费较少的妇幼劳工以图此利益。妇幼离开家庭，那一切家事乃至煮饭洗衣等等，都留给男子去做。但若有维持女工工银与男工相等的方法或限制妇幼劳工的法律，此种战略，也就完全失败了。

　　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因为掠夺工人的，并不是资本家，乃是资本主义。工银交易的条件，资本家已经全然履行。你得一份钱，他买一份货，也算是公平交易。既然许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行于经济界，这种结果是必不能免的。资本家于此，固极愿购此便宜物品，因为他能生产比他自身所含价值还多的东西。惟有这一班可怜的工人，自己把自己的工力像机械一般贱价给人家，所得的价格，仅抵自己生产价值之半，或且不及其半，在法律上经济上全没有自卫之道，而自己却视若固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九

　　前节所述，是马氏“价值论”的要旨。而与其“价值论”最有关系的“平均利润率论”，也不可不略为说明。

　　今于说明“平均利润率论”以前，须先说一说那余值怎么变成利润的道理。余值本是由劳工生产的价值中除去他的必要生活费所余的价值。这必要生活费就是可变资本。是资本的一部分，不是资本的全部。余值的发生，是单由于可变资本，不是由于资本全部。但因生产物品时支出的费用都出自资本（这些费用，马氏叫作费用价格），而于费用价格的表形，不能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间有何等区别，就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作成与全资本都有关系的样子。工力的价格就变成工银，工力生产的余值就变成利润了。我们可用左［下］列的论式表明这个道理：

　　1.全资本（C）由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而成，

　　2.可变资本生出余值（m），

　　3.余值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m/v）叫做余值率，用m′代他，

　　4.因而得m/v=m′的公式，

　　5.又生m=m′v的公式，

　　6.今今不令余值仅关系于可变资本，而使关系于全资本，把他叫作利润（P），

　　7.余值对于全资本（C）的关系（m/C）为利润率，用P′代他，

　　8.从而得P′=m/C=m/C+v的公式，

　　9.若把m换成vm′又得P′=m′v/c=m′v/c+v的新公式，

　　10.再把他换成比例式，断得P′∶m′＝v∶C的公式。

　　依此我们可以证明利润率之于余值率的关系，与可变资本之于全资本的关系相等。我们又可断定利润率（P′）常比余值率（m′）小，因为可变资本（v）常比全资本（C）小（C＝c＋v）。

　　资本主义把那仅与可变资本有关系的余值，变成与全资本有关系的利润，把那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余值率，变成对于全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率。在这神秘的形态中，把余值用利润的名义尽行掠去的真象，就是如此。

　　依以上所述的原理，余值随可变资本而增减，全与不变资本的多少无关。但实际上无论可变不变二种资本的比例如何变动，利润率常为同一。这是一个显然的矛盾。为使理论愈益明显，分析解说如左［下］：

　　1.余值准可变资本的多少而增减，可变资本多则余值多，可变资本少则余值少。

　　2.利润率是把余值以对于全资本（合不变与可变二种）的比例表明的东西，故可变资本多则利润率高，少则利润率低。

　　3.然于实际，不拘可变资本分的多少，同一的全资本额有同一的平均利润率。

　　依马氏可变资本分多则利润率高，少则低的定理，应如左［下］表：

　　而于实际，这五种〈率〉产业的利润率都为同一，与价值原则绝不相容。这就是“平均利润率的谜”。

　　昂格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文中曾说，这个矛盾，Ricardo已经看出而未能解释，Rodbertus也曾注意而未能解决，至于马氏，在他的《经济学批评》里，已经解决过这个问题，而在《资本论》第三卷始完全与以解答。故解释“平均利润率的谜”，在马氏书中是一个最著名的点，而因为解释此谜的原故，把他的“劳工价值论”几乎根本推翻。他的学说本身，发生一绝大矛盾，故又是一个最大弱点。

　　马氏解谜的键，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道理，不过是：

　　一、商品若能按其价值被买卖，利润率必生种种差别。

　　二、然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被买卖。

　　三、即于实际，以按不变可变两资本平均结合比例以上的比例结合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上被买卖。以平均以下的比例的资本生产的商品，于其价值以下被买卖。

　　马氏以左［下］表说明这个道理：

　　我们再把此表细加说明如下：

　　一、Ⅰ例　不变资本80　可变资本20　合计100Ⅱ例　不变资本70　可变资本30　合计100Ⅲ例　不变资本60　可变资本40　合计100Ⅳ例　不变资本85　可变资本15　合计100Ⅴ例　不变资本95　可变资本5　合计100

　　二、余值率（m/v即m′）依马氏的定理皆为同一。兹假定余值率为100%，

　　三、那么

　　Ⅰ例，对于可变资本20其100%的余值为20，

　　Ⅱ例，对于可变资本30其100%的余值为30，

　　Ⅲ例，对于可变资本40其100%的余值为40，

　　Ⅳ例，对于可变资本15其100%的余值为15，

　　Ⅴ例，对于可变资本5其100%的余值为5，

　　四、费用价格，即生产费，应该与恰足收回（1）可变资本的全部及（2）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二者的数相当。那不变资本中被消费的部分，假定Ⅰ例为50，Ⅱ例为51，Ⅲ例为51，Ⅳ例为40，Ⅴ例为10，

　　五、那么费用价格的额，应如左［下］表：

　　六、商品的价值，等于把余值与右［上］表所举的费用价格合算起来的数。就是Ⅰ　70＋20＝90　Ⅱ　81＋30＝111　Ⅲ　91＋ 40＝131　Ⅳ　55＋15＝70　Ⅴ　15＋5＝20

　　七、商品若能按其价值买卖，其卖价应如左［下］表：

　　八、而于实际，商品不能按其价值买卖，而以对于平均结合比例所生的余值与费用价格的合计为卖价。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上时，其卖价在右［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上。用不变资本在平均结合比例以下时，其卖价在右［上］表所列的价值以下。

　　九、今为看出这个平均结合比例，应该把第一至第五的资本总括起来，算出不变可变两种资本的百分比例。就是：

　　把这二种资本总额变成百分比例，得式如下：

　　而余值总额为　20＋30＋40＋15＋5＝110

　　十、这22%就是对于平均结合比例78c＋22v＝100，所生的余值就是对于全资本额的平均利润率。

　　十一、那么实在的卖价，应是：

　　十二、随着资本结合的比例不同，有的得其价值以上的卖价，有的得其以下的卖价。现在把这五个例的卖价与其价值的差额算出如左［下］：

　　第一例，卖价比价值多二，

　　第二例，卖价比价值少八，

　　第三例，卖价比价值少十八，

　　第四例，卖价比价值多七，

　　第五例，卖价比价值多十七。

　　十三、再把这五个例的差额合算起来2－8－18＋7＋17＝0，各个的差异正负相消，由全体上看，卖价与价值仍无二致。

　　这就是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

　　由马氏的平均利润率论看起来，他所说的生产价格——就是实际卖价——和他所说的价值全非同物。但于价值以外，又有一种实际卖价，为供求竞争的关系所支配，与生产物品所使用的工量全不相干。结果又与一般经济学者所主张的竞争价格论有什么区别？物品的实际价格既为竞争所支配，那劳工价值论就有根本动摇的危险。劳工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基础一有动摇，学说全体为之震撼。这究不能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遗憾。

　　十

　　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辞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我所以把他略为介绍于此。

　　马氏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两种。原来资本有二个作用：一是自存，一是增殖。资本用于生产并不消失，而能于生产物中为再生产，足以维持他当初的价值，这叫资本的自存。而资本又不止于自存，生产的结果，更于他本来价值以上生出新价值，这叫资本的增殖。马氏称自存的资本为不变资本（Constant Capital），称增殖的资本为可变资本（Variable Capital）。能生增殖的，惟有劳力。故惟资本家对于劳工所给的劳银或生活必要品，是可变资本，其余生产工具，都是不变资本。

　　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他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不变资本不能产出余值，只能产出他的价值的等值，他的价值，就是生产他的时候所吸入的价值的总额。

　　不变资本也是由劳力结晶而成的生产物。他的价值也是依劳工时间而决定，与别的生产物全是一样。

　　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利息普遍率说是由来经济学的通说。其说谓凡资本都能自存，不能自存的，不是资本，是消费财。这个自存，不因事业的性质使用者的能力而异，全离开人格超越环围而行。这就是利息所以有普遍率的原故。一万元的资本，用到农业上商业上均是一万元。这一万元因把他用于生产上生出利息。这个利息为资本自存的价值，随时随地有一定普遍的率，决没有甲的一万元生一分利息，乙的一万元生二分利息的道理。有之就是把别的所得，在利息名义之下混合来的。然在实际上，同是值一万元的资本，他的生产效程决不一样。房屋与机器同是值一万元的东西，而房屋与机器的生产效程不同。同是用一万元买的机器，而甲机器与乙机器的生产效程各异。可是生产分配分的利息普遍均等。有的学者说这个差异不是资本的作用，全是企业能力的关系，富于企业能力的去经营，所得的生产效果多，否则少，故主张以此项差额归入企业的利润。马氏以为不然，他说所以有这个差额的原故，全是因为自存的资本以外有增殖的资本。自存的资本，当然受一定普遍的利率，以外的剩余，都是增殖的资本所生的。增殖的资本，就是资本中有生这个剩余的力量的。有这个力量的资本，只是那用作劳工生活维持（资）料的资本。资本的所有者应该以自存就算满足，应该作不变资本的所得承受利息。那可变资本所得的增殖，全该归生出这个的工人领受，要是把这个归于资本家或企业家，就是掠夺劳工的正当权利，企业的利润，就是赃物的别名。

　　只有价值决不能生产，必有劳工运用他才能有生产的结果，因为劳工是资本的渊源。可是只有劳工没有维持他们生活的可变资本，还是不能生产。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劳工与资本也应该有些结合。

　　于此我们应加特别注意的，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学鼻祖的马克思与那为个人主义经济学鼻祖的亚丹·斯密氏两人的资本论颇有一致的点，且不是偶然一致，他们实在有系统的立于共同思想上的地方。

　　马克思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亚丹·斯密则分资本为固定与流通二种。亚丹·斯密的固定资本，适当马克思的不变资本，流通资本适当可变资本。其相同的点一。

　　他们都认随着产业的种类这二种资本配合的比例也不一样。其相同的点二。

　　马克思主张惟可变资本才能于收回自己的本来价值以外生产余值，余值率常依可变资本的多少为正比例。亚丹·斯密主张固定资本不能自己生出收益，必赖流通资本的助力始生收益的剩余。其相同的点三。

　　马克思说惟有用作维持劳工生活（资）料的资本是可变资本。亚丹·斯密列举流通资本的内容，也以维持劳工生活的资料为主。其相同的点四。

　　可是马克思的可变资本与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其内容也并非全同。亚丹·斯密的流通资本中，实含有1.止于收回自己本来价值的，2.以外还生出剩余的二部分。就是把马克思的1.被消费的不变资本的部分，2.可变资本的全部，二者合称为流通资本。那么亚丹·斯密的所谓收益（Revenue），其实也把自己收回（部）分包含在内，就是于马克思的所谓余值以外，并括有生产费在内。

　　马克思主张劳工价值说，亚丹·斯密主张生产费价值说，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可是马克思终于依了生产费价值说才能维持他的平均利润率说，又有殊途同归的势子。

　　总之，不变可变资本说是支撑马氏余值论的柱子，余值论又是他的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这资本说被人攻破，马氏经济学说必受非常的打击。然而他的不变可变资本说与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大致相同。而在亚丹·斯密的固定流通资本说，则人人祖述奉为典型，以为是不能动摇的定理。而在马克思的不变可变资本说，则很多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我们殊为马氏不平！

　　十一

　　宗马氏的说，入十六世纪初期，才有了资本。因为他所谓资本，含有一种新意义，就是指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这个使用费，却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力的结果，乃是他人辛苦的结果。由此意义以释“资本”，十六世纪以前，可以说并没有资本与资本家。若本着经济上的旧意义说资本单是生产的工具，那么就是十六世纪以前，也何尝没有他存在？不过在那个时代，基尔特制（Guildsystem）下的工人，多半自己有自己的工具，与马氏用一种新意义解释的资本不同。

　　马氏根据他那“社会组织进化论”，发见这种含有新意义的资本，渐有集中的趋势，就构成了他的“资本集中论”。

　　请述他的“资本集中论”的要旨。近代科学勃兴，发明了许多重要机械，致人类的生产力著见增加，从前的社会组织，不能供他回翔，封建制度的遗迹，遂全被废灭。代他而起的，乃为近代的国家。于是添了许多新的交通手段，辟了许多新的市场。这种增大的生产力，得了适应他的社会组织，得了适应他的新市场。随着公债的成立，又发生了好多的银行和商业公司，更足助进产业界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譬如Trusts与Cartels[30]这些组织，在马氏当时，虽未发生，到了现在，却足作马氏学说的佐证。这Trusts与Cartels的组织，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抱［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

　　上节所说，是资本家一方面的情形。工人这一方面呢？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因为他们从前卖自己手造的货品的日子过去了，封建制度和基尔特制度的遗迹都消灭了，他们不卖自己的筋力别无东西可卖了！这些工人出卖的劳力，可以产出很多的余值，一班资本家又能在公开市场里自由购买，这真是资本家们创造新样财产的好机会。但是这种新样财产的造成，全是基于别人的汗血，别人的辛苦。他们新式财产之成功，就是从前基于自己劳力而成的旧式财产之破灭。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从前的有产阶级，为了这个事业，不知费了多少心力，奔走呼号了三世纪之久，他们所标榜的“人权”、“工人自由”的要求，正是他们胜利的凯歌。因为他们要想在市场里收买这种便宜货品，必须使这些工人脱离以前的关系，能够自由有权以出售他自己。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工人的运命也就沉落在地底了！

　　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过度生产又足以缩小市场，市场缩小，就是工人超过需要，渐渐成了产业上的预备军，惟资本家之命是听，呼之来便来，挥之去便去。因为小产主的消灭与牧业代替农业的结果，农村的人口也渐集中于都市，这也是助长无产阶级增长的一个原因。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资本家在资本主义下已失救济的能力，阶级的竞争因而益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善泅者死于水，善战者死于兵。”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从前个人自有生产工具，所以个人生产的货品当归私有，现在生产的形式已经变为社会的，这分配的方法，也该随着改变应归公有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因为这种财产，不是由自己的劳工得来的，是用资本主义神秘的方法掠夺他人的辛苦得来的，应该令他消灭于集产制度之下。在资本主义未行以前，个人所有的财产，的确是依个人的劳工而得的。现在只能以社会的形式令这种制度的精神复活，不能返于古昔个人的形式了。因为在这大规模的分工的生产之下，再复古制是绝对不可能。只能把生产工具由资本家的手中夺来，仍以还给工人。但是集合的，不是个人的，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

　　以上系马氏“经济论”的概要，本篇暂结于此。

　　（下篇）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1919年10月11日

　　【注释】

　　[1]题解　该文系李大钊为纪念马克思101年诞辰（1919年5月5日）而写，1—7节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李大钊轮值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8—11节续载于第6号。按规程，第5号出版时间如刊面标明的，应为1919年5月15日，而据当时报刊上所发的出版广告，实际出版时间为9月中旬。关于写作时间，有的学者由于发现该文引用了1919年8月3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的某些例证，就对该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提出疑议，而有的学者则认定：李大钊由于“忙于编辑《每周评论》”和“忙于营救”被捕的陈独秀，“应该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之前”撰写该文，直至暑假到五峰山才是他撰写的“大好时机”，“到8月下旬或9月初”才完成。我们认为，该文的写作与完成时间，不可能违背该文纪念马克思诞辰的特定要求与李大钊为人处世的一贯品格与作风。据《鲁迅日记》记载，李大钊对他的约稿，也要求赶在5月之前。李大钊作为主编及其为人，不可能让别人按时交稿而自己却任意拖延。由于发生五四运动，致使该期《新青年》的出版推迟，这就使李大钊作为《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者，有可能利用北大同仁明生君（据杨琥考证即陶孟和）来信中的某些例证，使自己的文章在付梓前又有所增益。但是，这种增益部分，既不是文章的主体，更不是文章写作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该文的写作与基本完成时间，李大钊势必确定不移地安排在1919年5月即该纪念专号预定的出版集稿之前。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李大钊思想的发展过程与该文的历史意义，特按写作时间编排于《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之前。

　　[2]《资本论》　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从1843年起，马克思即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从事《资本论》的写作，直到他1883年逝世为止，历时40年尚未完成其写作计划。1857年，曾计划写六卷。1866年，决定写四卷，即第一卷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形态变化及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包括利润、平均利润、价格论、利润率规律与商业资本、商业利润论、生息资本、利息论与地租论；第四卷经济理论史。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继续进行以下各卷的写作定稿，但未及完成。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整理编辑，1885年出版第二卷，1894年出版第3卷。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继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第四卷。《资本论》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揭示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

　　[3]昂格思　今译恩格斯。

　　[4]亚丹·斯密　今译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理论。继又撰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最先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封建主义与重商主义的限制，主张取消保护关税，行会制度和专卖制度，主张自由放任主义。他批判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否定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财富的片面看法，认为一切部门都创造财富。另外，他还探讨了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强调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马克思对于斯密的学说作了批判的继承。文中所说的“留下了一部书”，是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或《原富》。

　　[5]马查士　今译马尔萨斯（1766—1824），英国经济学家与人口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毕业于剑桥大学耶苏学院，1798年发表（匿名）《人口原理》著作，提出人口增长按几何级数而生活资料增长按数学级数增长的见解，断定人口的增长必定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认为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时，只有“罪恶和贫困”（包括瘟疫、战争和饥荒等）才能起抑制作用。1803年，他用真名发表第二版的《人口原理》。在“罪恶和贫困”之外，又补充新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办法，即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得结婚，并必须“保持严格的道德行为”。马尔萨斯发现并提出了有关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此时尚未能找到妥善有效的解决方法。文中所说的他“留下了一部书”，即是指《人口原理》。事实上，他尚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等其他著作，但以《人口原理》影响最大。

　　[6]李嘉图　今译李嘉图·大卫（1772—1823），犹太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初经营证券交易，1814年退出，转而致力于学术，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经济学上具有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称其是古典经济学最完备和最后的表现。其主要贡献是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阐明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的原理，首先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实际的个别劳动；指出全部价值都是劳动生产的，它在工人、资本家与地主间进行分配，工资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利润以上的余额，并阐明其间的对立关系；主张实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

　　[7]杰慕士·穆勒　今译穆勒·詹姆斯（1773—1836），英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早年受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影响，成为其思想的宣传者。同时，又主张刑法、民法改革，扩大民选范围，成为哲学激进主义的创始人。其经济思想继承李嘉图的理论，并使之庸俗化，著有《政治经济学要义》，马克思曾有所批评（见《剩余价值理论》）。其子为穆勒·约翰·斯图尔特。

　　[8]孔道西今译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7),法国启蒙思想家,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擅长数学,入法兰西自然科学院与科学院,发表过关于积分与概率的论文?革命期间是许多重要文件起草者,主张废除奴隶制?实行经济自由与宗教宽容?普及初等教育?主要著作有《人类精神进步历史概论》等?

　　[9]桑西门　今译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贵族，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支持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著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等，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每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决定其政治制度；奴隶制、神学封建制和目前的过渡时代都是暂时的，最后要被最合理的实业制度所代替；未来的实业制度推行体脑劳动义务制和才能等级制，把对人的管理改变为对物的管理，为人民最多的阶级谋最大的福利。反对用群众暴力的手段改造社会，主张通过和平方法实现。

　　[10]佛兰坎人　今译佛拉芒人（Flamands），又称弗兰芒人、佛来米人或佛兰德人。人口有710多万（1985年），大多分布在比利时北部，其余分布在荷、法、德、美等国，历史上曾受西班牙、奥地利、法国统治。

　　[11]加利亚人　今译加利西亚人（Galicians），西班牙少数民族之一，居住在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地区及与法国相邻等地区。1985年人口有312万。

　　[12]hierry　今译梯叶里（1795—1856），法国浪漫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曾任圣西门的秘书，圣西门的历史观对他有甚深的影响。他的历史著作中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斗争，同情和支持被征服者。对基佐、米涅等史学家曾发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曾评价他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1页）。著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等。

　　[13]Mignet　今译米涅（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学法律，后参加1830年的“七月革命”，任外交部档案局局长，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主要致力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肯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阐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史》等。

　　[14]Guizot　今译基佐（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原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后一面从事政治活动，一面著书立说，曾任外交大臣、内政大臣、教育大臣以至首相。著作有《法国历史研究》、《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在历史研究中重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整体分析和综合，认为历史过程受内在逻辑的支配，重视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重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要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懂得社会上存在的不同社会阶层和它们的关系；而要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就必须懂得财产关系的本质。”

　　[15]蒲鲁东（1809—1865）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他从唯心史观出发，把“自由”、“平等”、“独立”作为“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目标；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贫富对立，违反了“平等”原则，这是坏的方面，但资本主义又给人以“独立”和“自由”，又是好的方面；认为共产主义保证人的“平等”，这是好的方面，但因消灭一切私有制，违反“自由”、“独立”的原则，这又是坏的方面。他由此出发，企图设计出超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上的第三种的理想社会。即以“个人占有”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确保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互助制”社会。他否定一切政党、国家、政府的权威，幻想建立一个“自治”、“自由”的社会。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对蒲鲁东的实质指出：“总而言之，彼有四种观念极为要紧：（1）自由；（2）协同；（3）平等；（4）正义。其经济思想，皆基于以上四种观念。”

　　[16]Loria　AchilleLoria（1857—1943），意大利经济学家，曾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学术上的联系，所发表的论文多达近千篇，著有《资本主义体系分析》等专著，是19世纪末欧洲经济学专业学生必读的著作。

　　[17]Venice　即威尼斯。

　　[18]Byzantium　即拜占庭，古希腊重镇，公元330年罗马帝国迁都于此。

　　[19]斯宾塞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其哲学观念的基本核心是进化论思想。其历史观反对把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活动，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在社会学上坚持所谓有机发展论，但又借用自然科学、生物学上的某些范畴概念生硬地套用于社会学上。政治上主张个人主义，反对国家对个人自由与主动性的干预。著有《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伦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1903年严复中译本名《群学肄言》）等。文中提到的《社会学研究》是属于中期的著作，1873年发表（先在英美刊物上连载，后成书出版）。

　　[20]Wilhelm Roux　鲁克斯（1850—1924），一译卢克斯，德国动物学家，现代实验胚胎学创始人，以其对受精卵早期发育的研究而著名。代表作为DerKampf der Teile im Organismus（《有机体中各部分之间的斗争》）等。

　　[21]Eugenio Rignano　欧金尼奥·里尼亚诺，一译里格纳诺（1870—1930），意大利学者，早年学习自然科学，后改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是《科学》杂志的创办者。1912年以法文在巴黎出版《科学综合论文集》，后译成英文，于1918年出版。该书有两章专门讨论唯物主义，重点之一，即是批评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变化独立发生，其他都是经济的反映，而不会影响经济，同时又认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纪录，两者之间互相矛盾冲突。

　　[22]《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　英文全名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1900年美国社会党创办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月刊，由H．克尔公司出版，最初由西蒙斯（A．M．Simons）主编，1908年由克尔（H．Kerr）接替主编，逐渐成为美国社会党左翼的阵地。因美国政府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1918年初停刊。

　　[23]英国的工联　英国同业工会联合会的简称。19世纪50年代成立。1860年5月成立工联伦敦理事会，成为全国各工联组织的领导机构，所属组织拥有会员当时有60万人，进行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政治经济斗争。1866年以后，理事会由主张改良主义的领袖领导，逐渐形成工联主义，反对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主张以协商或仲裁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通过立法来提高和保障工人的政治经济利益，把工会运动的任务局限于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法律地位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对之进行过批判。

　　[24]孔德（1798—1857）　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奠基人，首先使用“社会学”（sociologie）的术语。曾任圣西门的秘书，在巴黎教授数学与天文学。主张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认为社会科学既应能解释人类运动的历史规律，即应能预见未来。他将人类认识史看作为“思维三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或“科学阶段”；又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阶段，即“秩序权威”阶段（军人和祭司掌权）——“过渡阶段”（批判、怀疑、革命、立宪阶段）——“科学实业阶段”（既否定复辟，也反对革命，社会以实业家、科学家为首）。李大钊在其后《史观》一文中谈到孔德对于“历史法则”的探讨。对社会学领域，孔德分两个理论方面研究，即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整体内各成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平衡”，即“秩序”的前提和条件；后者则研究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反作用，即“进步”与“进化”的基本运动。本文所说的“经济静学”与“经济动学”，即是指此。著有《实证主义哲学教程》和《实证主义政治体系》。

　　[25]Sismondi　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长期居住法国，被选为法国神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初受亚当·斯密影响，后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经济浪漫主义学派（反映小商品生产者的思想意识），谴责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把小生产看成是“天然制度”的基础，提出空想的使小生产永久化的纲领，是最先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大众日益贫困化的学者之一。列宁曾著《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指出其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其观点与俄国民粹主义相近。著有《论商业财富》、《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世纪意大利诸共和国史》等。

　　[26]Saint-Simon　今译圣西门。

　　[27]Proudhon　今译蒲鲁东。

　　[28]Rodbertus　今译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者。曾任宗教、教育大臣，长期从事经济研究。认为经济危机不断出现，土地和资本国有才是消灭这一祸害的根本措施，但需五百年才能实现。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保证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反对工人阶级革命。主要著作有《关于我们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资本》等。

　　[29]Ricardo　今译李嘉图。

　　[30]Cartels　今译卡特尔，国际垄断联合的一种组织。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