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李大钊

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一四年世界战祸之勃发，与夫吾国近来政局之翻复，虽原因多端，凑泊而成，未可以一概而论，然挈其要领，不外二大精神之冲突，即Pan……ism与Democracy之冲突。

　　Pan……ism者，译云“大……主义”。持此主义者，但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是等关系，国家与国家间有之，地域与地域间有之，阀阅与阀阅间有之，党派与党派间有之。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焉，大美利坚主义焉，大亚细亚主义焉，大……主义焉；欧洲之中，更有所谓大日尔曼主义[1]焉，大斯拉夫主义[2]焉，大……主义焉；亚洲之中，更有所谓大日本主义焉，大……主义焉。最近于吾一国之中，又有所谓大北方主义焉，大西南主义焉，大……主义焉；同一北方主义之下，亦有所谓大……主义焉，大……主义焉；同一西南主义之下，亦有所谓大……主义焉，大……主义焉。凡此者，其范围之广狭，区分之性质，虽各不同，而其本专制之精神，以侵犯他人之自由，扩张一己之势力于固有之范围以外则一。故“大……主义”者，乃专制之隐语也。

　　吾于此发见二种奇迹焉，即他人之“大……主义”，乃奋其全力以向外部发展；吾国之“大……主义”，乃互相侵陵，以自裂其本体。故他人之“大……主义”，为扩充之主义，吾国之“大……主义”，为缩小之主义。窃尝推原其故焉：人类有好争之性，每求所以为争之方向。强大优越之民族，所争多在外部之发展，其民族精神之缔结，国家位置之优胜，均足以助其争之本能，以高其固有之境遇，而一致以注泄于外竞。独至弱小之国，其民似皆能自觉其懦弱无能，对外言争，已决不敢作此梦想，所得以发泄其好争之性者，惟有对内以自相残杀焉耳。历史所告，凡外竞无力之民族，其内争必烈，卒至亡国而后已。斯诚伤心之景象也。复次吾国之持“大……主义”者，包涵于此“大”之范围，固不嫌其大，而统驭此“大”之中心，则不嫌其小，且欲其愈趋愈小，至于一身而止焉。前者喻如几何学上之圆周，后者则如中心点。此中心点者，初犹划定某一地域，某一党派以当之，递嬗而集极于某一人身矣。以地域或党派为中心者，其主义犹为大某地主义，大某派主义；以某人为中心者，递嬗而成大某人主义矣。夫至大某人主义，实现于一国，必为专制之君主，实现于各省，必为割据之群雄。前者有如洪宪之皇帝，后者有如今日之督军，皆“大……主义”之产物也。

　　宇宙间凡能承一命而为存在者，必皆有其自由之域，守之以与外界之体相调和、相对抗，以图与之并存而两立。倘有悍然自大而不恤侵及他人者，则彼之大即此之小，彼之张即此之屈，彼之强即此之弱，彼之长即此之消；一方蒙厥幸运，一方即被厥灾殃，一方引为福利，一方即指为祸患。彼大者、张者、强者、长者，蒙幸运而乐福利者，固自以为得矣；然而小者、屈者、弱者、消者，被灾殃而逢祸患者之无限烦冤，无限痛苦，遏郁日久，势且集合众力而谋所以报之。此等心理，将易成为中坚，而卒然迸发，至于不可抑止。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之持“大……主义”者进而挟其力以与争其大焉，征之物莫两大之理，则争而败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则持“大……主义”者，不败亡于众弱之反抗，即粉碎于两大之俱伤。此即观于欧战中之德国，吾国最近之南北关系、滇蜀关系、桂粤关系，均足为持“大……主义”者之棒喝。而其演成之公例，则为凡持“大……主义”以侵陵他人者，其结果必遭失败而无疑。

　　与“大……主义”适居反对者，则为Democracy。是语也，或译为民主，或译为民治，实则欧美最近行用是语，乃以当“平权主义”之义。前者尚力，后者尚理；前者重专制，后者重自由；前者谋一力之独行，后者谋各个之并立，此其大较也。

　　世每谓欧战为专制与自由之争，而以德国代表专制，以联合国代表自由。综合世界而为大量之观察，诚有若斯之采色。但即德、奥、土诸国中，亦何尝不有专制与自由之争者？例如德国社会党之在议院绝叫民主也，德皇不得已而允与修正宪法也，奥国之革命运动也，同盟罢工也，土国青年党之奋足［起］也，在平时断无行之之希望者，均于大战中行之而无阻。反而观之英、俄诸国，俄则由极端之专制主义，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英则各殖民地对于本国之地位，将更进一步而成联邦之一员矣。本国内之工人与女子，其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亦日益加高，此足证Democracy之胜利。潮流所至，持“大……主义”者，莫不退避三舍[3]，凡足为其进路之障者，莫不一扫而空之。为时代之精神，具神圣之权威，十九世纪生活上之一切现象，皆依Democracy而增饰彰采。美术也，文学也，习俗也，乃至衣服等等，罔不着其采色。近更藉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之力，自西徂东，拯我数千年横陈于专制坑内惰眠之亚洲，以竟其征服世界之全功。同一袁世凯氏也，迎之则跻于总统之尊，背之则伏天诛之罪。同一段祺瑞君也，忽而反抗洪宪，与Democracy为友，则首揆之位，群戴斯人；忽而纵容群督干宪，与Democracy为仇，则颠覆踣顿，复职免职，玩弄废置如弈棋。此其显者著者。其他居要位，享荣名者，举无不以对于Democracy之向背为准。由是观之，袁世凯氏之胜利，非袁氏之胜利，乃Democracy之胜利；其失败也，非Democracy之失败，乃袁氏之失败。段祺瑞[4]君之胜利，非段君之胜利，乃Democracy之胜利；其失败也，亦非Democracy之失败，乃段君之失败。Democracy于今日之世界，正犹罗马教于中世[5]之欧洲；今人对于Democracy之信仰，正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之信仰。吾目所见者，皆Democracy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Democracy凯旋之声。顺Democracy者昌，逆Democracy者亡，事迹昭然，在人耳目。奈何今之人，犹纷纷树Pan……ism之帜，或依于其下以与Democracy为难，其不自取覆亡者鲜矣！吾不暇为失败之Pan……ism哀，吾但愿为胜利之Democracy祝！

　　署名：守常

　　《太平洋》第1卷第10号

　　1918年7月15日

　　【注释】

　　[1]大日耳曼主义　Pan－Germanism的意译，又作泛日耳曼主义，是一种以操日耳曼语（德语）的居民实现政治统一为目标的理论和主张，出现于19世纪60—70年代。最初，这种主张只是提倡拥有日耳曼血统的民族应具有共同的“种族意识”，后来则致力于操德语居民和德语地区的政治联合并统一为一个国家，其范围包括中欧、东欧、尼德兰地区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成为一种具有强烈扩张意识的思潮。参加这一运动的多是政府官员、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宣传“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等。一战期间，这派人提出建立中欧帝国的纲领，攻击斯拉夫人和犹太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本书第一卷《警告全国父老书》注12。

　　[2]大斯拉夫主义　Pan－Slavism或Пан Славизм的意译，也作泛斯拉夫主义，是19世纪俄国沙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一种种族主义理论。最初是捷克人倡导的一种民族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研究斯拉夫人的历史、语言、文学，加强斯拉夫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以促进斯拉夫人在政治上的团结。但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西南斯拉夫人中，有一些人幻想依靠沙皇俄国来改变本民族的被统治地位。这种思想被俄国上层人物所利用。19世纪中叶，俄国大斯拉夫主义者接过大斯拉夫主义的口号，为俄国对外侵略扩张服务。他们鼓吹俄罗斯人负有统一全体斯拉夫人的重任，西南斯拉夫人的未来只有依靠俄国才能有保障，并以大斯拉夫主义对抗大日耳曼主义，宣扬斯拉夫人的“统一性”，认为各地区的斯拉夫人有共同的血统关系，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相近，大多数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一致，居住的地域毗连，因此，必须使所有斯拉夫人“团结”一致，建立一个以俄罗斯为主，以沙皇为首的、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斯拉夫君主联邦即泛斯拉夫帝国，以对抗奥地利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参见本书第一卷《警告全国父老书》注13。

　　[3]退避三舍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春秋时晋公子重耳出亡至楚，楚成王礼遇重耳，并问：“公子若返晋国，则何以报不穀？”（不穀，四夷君长于内自称之词，又，王者自贬之称。）重耳对曰：“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避）君三舍。”舍，军行三十里。后重耳返国执政，晋、楚在城濮交战，晋军果然“退三舍以辟（避）之”。即退兵九十里先避让楚军，然后再战。

　　[4]段祺瑞　字芝泉（1865—1936），安徽合肥人，1885年入天津武备学堂，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炮兵，次年回国。后于1896年至小站，协助袁世凯练兵，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1901年随袁世凯至保定，负责编练北洋军。1903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任军令使正使。1905年调任第四镇统制。1906年充保定军官学堂总办。1909年改任第六镇统制。1910年任江北提督，驻清江。辛亥革命爆发后，改任第二军军统，驰往湖北镇压革命军，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任总统后，充陆军总长。1913年代理国务总理，镇压二次革命。袁死后，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力主对德宣战，与大总统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带兵入京，拥废帝溥仪复辟。段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继续控制政权，召开新国会，出卖国家主权，引起各派政治势力反对。

　　[5]罗马教于中世　罗马教即Roman Catholic Church，又译罗马天主教，基督教重要教派之一，与后来的东正教和新教不同，它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从公元4世纪开始，罗马天主教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整个西欧陷入长期战乱和动荡之中，经常受到野蛮民族和外来势力的进攻。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作为惟一的一个有统一信仰、系统组织的团体，成为西欧政治、社会、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李大钊以此比喻民主主义将成为20世纪人类政治、社会、文化生活诸方面最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没有民主主义，任何民族都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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