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中之民主主义|李大钊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

　　（Democracy）（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欧战初起，一时民主主义几陷于危，世之论者，咸谓德之雄强，将使官僚主义对于民主主义大获胜利，虽联合军侧，标帜树义，莫不以执民主之大义，以殄灭军国主义、官僚主义为言。而英之名士，如及伦[1]、耶科士[2]、伯加[3]等，亦盛诋民主主义不止。及伦博士尝于去年正月之《隔周评论》，揭论民主为国民求安乐放逸之别名，而谓英国多数青年，对于募兵之态度，因程序之烦琐，军需供给之不足；（此处疑有漏误。——编者）法国阁员奔命于议会之质问，而无处理军国机要之暇，皆民主主义之咎。是年四月，布鲁科[4]氏亦于《北美评论》[5]，论当时之英国并民主主义亦有歇止之观。内阁中之少数擅行政权，视专制国之君主殆有过之。倘有攻击政府失职或讨论重要事件之时，阁员无一出席于议场，政府提出之议案，颇自觉其无论为何均无遭否决之虞，一切之事，一依当时发布之国防法案，皆得专断行之。此而犹以为未足，去腊又改造军事内阁，未几法亦仿行此制焉。由外表观之，似英、法等国，为抗军国主义对于民主主义残虐之势，而有渐趋于非民主的之倾向，殊不知此特皮相，而察其实质，则民主主义之潮流，仍有滔天之气势，挟此横流之战血以俱至也。请就英、法、俄、德等国分论之。

　　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英自开战伊始，即先留意于各殖民地之意思，而以决定宣战与否者也。彼德国初意所逆料，以为英一经宣战，其殖民地必将分崩而离析，印度必且叛背而独立。然至开战之四日前，坎那大之总理，则由避暑地急归奥达洼[6]而修战备矣；澳洲总理，则宣言当至最后之一人、最后之先零[7]以应战矣；纽治兰[8]之总理，则答以英国海军可随意征其战舰矣；南非亦愿参战矣；印度七百王国[9]亦愿进而援助英伦矣。虽其于内阁中更创军事内阁之制，似颇邻于专制，然此二重内阁之创造，亦皆出于国民之希望，基于国民之同意。而雷德·乔治又为最与国民多数意思疏通之人，以之列职首揆，足使国民安心。是知英内阁之改造，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消亡，乃因战争而觉醒；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衰退，乃因战争而发达；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失其优长，乃因战争而补其缺陷；非民主主义之因战争而摇其旧基础，乃因战争而开其新纪元也。

　　法国之民，盖重质而不重量者也。其爱国心纯为优美思想之所凝化，故论者谓法国之爱国心，当姜达库[10]时代则为La Royaume de France，是乃对于国王者。至于现代，则进化而为La Patrie，是为家庭爱情之扩大，爱法国之土地如爱慈母然。今兹之战，法国为德国所侵略，法人对之，正如慈母为强暴所欺凌，子女不能不急进以为保护。彼其出征之军人，由汽车中望见果实累累之园林，辄呼曰：“彼女实美，吾人不辞为彼女而死也。”亚丹夫人[11]尝悲其嫡孙不见妻子而出征。夫嫡孙固非不爱妻子，所以如此者，盖爱法国有甚于爱妻子耳。不独表现于爱国心之民主主义浸淫于美育之中，即军队之感情，亦皆为优美之思想所涵濡。观去年九月号《大西洋》月刊[12]所载之《霞飞将军[13]会见记》，可以知矣。当时会见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某教授，尝述其大学中有一法国学生，以其母氏寄来之手书示彼，书中有云，“汝之兄弟已有二人战死于疆场，汝宜速行束装归国从戎，汝今犹不肯归国者，汝母宁终身不愿见汝也”云云。将军闻之泪潸潸下曰：“余之所以尊重军人之生命者，正为此也。”由斯以观，法国之民主主义实培植于其国民优美之精神，虽从前为德国军国主义之暴风雨所迫胁，以致妨阻其发育，而战后之进展，必能充实其质之内容，而以优美之精神贯彻之，可以预知。但因重质之故，不惜以量供其牺牲，从而缩其冒险之勇，终为法国国民之所短，此后必有以矫正之也。

　　俄国当交战之初，一般官僚则以开战而谋击破勃兴之民主主义，故官僚派之机关报，莫不著论，谓俄国之敌不在德皇，而在其国之自由派及其社会民主党，如《俄国国旗》（报名）者，即盛赞德皇及其官僚者也。反之，民党一面，则以开战而谋扫除专横之官僚，故亡命客如安特雷夫[14]、库罗泡特金[15]等，从前或遭禁囹圄，或放逐异国，一闻战讯皆示赞助之意，盖以战德即所以绝俄国官僚主义之泉源也。厥后官僚派悟与德战之非计，乃渐以压制手段应付民党，而此大革命之风云遂以激起，卒能推翻多年跋扈之官僚政治，而建立民主主义之基础。此又民主主义有盛无衰之一证也。

　　俄国民主主义之光芒，既已照耀于世界，影响所及，德国亦呈不稳之象。近日议会中之社会党人[16]，大声疾呼，迫其政府改革内政，励行民主主义。今昨电传，德皇已允其请，虽在交战之中，德国政治之改革，未必见诸事实，而以国民渴望民主主义之狂热观之，战后德国政治必将兴一大变革焉。即德国所以有今日之雄强，亦非受官僚政治之赐，良以其官僚之精神，颇能与物质的民主主义相结合，故其社会政策之功绩，冠绝世界。然其民虽于物质上由国家所受之幸福甚大，而于精神上则有不堪其苦痛者。盖其官僚之傲慢，军人之暴横，在在足使一般平民疾首痛心，四百万之社会党员，即其反动之结果也。今自开战以来，官僚及军人对于人民之态度，渐减其慢横，而德国之精神的民主主义，遂渐植其根萌，战争之结果如何不可知，德国民主主义之势力日趋于盛大，则为不可逃之数耳。吾人于此而得二种教训焉，一民主主义与爱国心不惟不相反，而且相成也。世恒有疑民主主义推行之既极，其国民之爱国心，必以日见消减者，而证之今日之事实，乃有大谬不然者。英、法国民之民主思想最称旺盛，而其应战之勇，不仅军事上之牺牲，毫不怯吝，即于经济社会加以若何繁重之负担，其民皆乐为之，而无逡巡瞻顾之态，此一也。一官僚政治之国，无论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终以内政改革为务，甚至乘机革命亦所不恤也。俄人当日、俄之战，已曾试行一次，今兹竟能告厥成功矣。德国国民，近亦颇有此种觉悟，盖内政不加改革，即对外而能胜，亦终为官僚专咨［恣］暴横之资耳。谋国者其鉴诸。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16日

　　【注释】

　　[1]及伦　不详。

　　[2]耶科士　疑为Sir Henry Bradwardine Jackson（1855—1929），今通译杰克逊，英国海军军官，长期负责为英国海军研制和开发无线电报通信。1915年任英国海军大臣。

　　[3]伯加　疑为Sir Horatio Gilbert Parker（1862—1932），今通译帕克，英国小说家，专写冒险小说与历史传奇，尤以描述17世纪征服魁北克的长篇小说《强者之位》（1896）而著名。政治上，他是一位著名的帝国主义者。1900—1918年任国会议员；1902年被授予爵士称号，1915年封准男爵，1916年任枢密顾问。

　　[4]布鲁科　疑指美国评论家Van Wyck Brooks（1886—1963），190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次年发表《清教徒之酒》，将美国文化的缺点归咎于清教传统。1915年又发表《美国的成长》，进一步探讨了清教传统对美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1910年曾赴英国定居。

　　[5]《北美评论》　指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年创刊于美国波士顿，后迁至纽约，被认为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优秀的杂志之一，它所发表的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颇负盛誉。1940年停刊。

　　[6]奥达洼　即Ottawa，今通译渥太华，加拿大首都。

　　[7]先零　“shilling”的音译，今通译“先令”，原英国货币单位，12便士为1先令，20先令为一镑。

　　[8]纽治兰　New Zealand，今通译新西兰，19世纪4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间为英帝国下属的自治领。一战中参战支持英国，战后加入国际联盟，成为主权国家。

　　[9]印度七百王国　指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858—1947年）的印度诸土邦。英国在印度殖民地，除了由英印当局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十三个省外，还有一部分未被纳入“英属印度”的土邦，也臣属于英国。这些土邦名义上由土著王公统治，但大权操于英国驻扎官手中。当时约有土邦七百个，故李大钊文中称“七百王国”。

　　[10]姜达库　Jeanne d'Arc，又作Joan of Arc（1412—1431），今通译贞德，法国东北地区一乡村少女、法国民族英雄。为了帮助王子查理七世从英国人手中重新夺回王位，她于1429年率领一支大军包围了奥兰治（Orléans），并使王子在莱姆斯（Reims）举行了登基典礼。1430年，她不幸被勃艮第人俘获，并出卖给英国人，次年被英国人烧死。

　　[11]亚丹夫人　Madame Adam（Juliette Lamber，1836—1936），法国作家、女权主义者。1867年嫁给其第二任丈夫、警察局长安东尼·爱德蒙·亚丹。设立沙龙，议论时政，成为共和派领袖聚会之所。主编Nouvelle Revue（《新评论》）杂志，对欧洲时政颇多批评。

　　[12]《大西洋》月刊　当指Atlantic Monthly，1857年创刊于美国波士顿。该刊颇为著名，朗费罗、海明威等人的诗和小说，都曾在该杂志连载。

　　[13]霞飞将军　Joffre，Joseph-Jacques-Césaire（1852—193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法军总司令（1914—1916）。1911年任法军总参谋长，即战时总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为法军制定的作战计划遭到失败。德军大规模越过比利时包抄协约国军队，使他和其他法军高级将领措手不及，巴黎也岌岌可危。他断定德军威胁法国左翼后，立即组织一支新军，即第六军，由他亲自指挥，抵抗德国，终于挽救了局势。9月6日，霞飞下令协约国军反击，部分击退了德军的进军，使德军在西线迅速取胜的希望化为泡影。1916年12月，升任法国元帅。一战期间，中国报刊上曾发表过不少霞飞将军的传奇故事和传记等。

　　[14]安特雷夫　疑指俄国小说家Leonid Nikolaevich Andreev（1871—1919），通译安德烈耶夫，早年曾在莫斯科学习法律并曾当过律师，后成为专写法律和犯罪方面的新闻报道的记者。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颓废派合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编辑政府支持的一份报纸。后因反对革命，逃往芬兰，死在芬兰。

　　[15]库罗泡特金　即Peter Kropotkin（1842—1921），今译克鲁泡特金，俄国革命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出身于俄国世袭亲王之家，1862—1867年间曾在西伯利亚当过军官。187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两年后越狱逃往西欧，大部分时间旅居瑞士，逐渐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1881年瑞士政府在俄国要求下把他驱逐出境。他移居法国，不久又被以煽惑罪下狱，1886年始获释。此后在英国定居达30年之久，直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才返回祖国。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论》（1902年）曾对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6]议会中之社会党人　1916年底、1917年初，参加议会的德国社会党人推动首相贝特曼·霍尔威克进行了以“重新制定方针”为主要内容，包括普鲁士选举权问题和议会、政府问题在内的内政改革，曾一度获得德皇的支持。1917年4月7日，德皇发布“上谕”，宣称“朕已决意实行改革，国内政治社会诸问题，其改正虽当让诸战后，然当局自今已准备着手”（北京《晨钟报》，1917年4月15日第3版）。7月11日，德皇又正式颁布命令，宣布支持普鲁士实行平等选举制，并命内阁草拟改革议案。在议会政府改革中，因改革派要求此后任命官员不再由皇帝单独签字，而应由陆军大臣联署，引起德皇不满，首相霍尔威克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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