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会之必要|李大钊

讲演会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今日为神州学会[1]第一次特别讲演大会，记者不敏，忝为会员中之一人，愿于本报乞得余白，以略论讲演会之必要。

　　今世国家之基础，必筑造于国民精神知能之上，始能巩固不磨；而国民之精神知能，尤必赖有渊深高远之理想，涵注于普通的、通俗的学术之研究，以熔铸而陶冶之，始克达于高尚健全之域。今欲事此，徒仰恃乎一二硕学名宿之闭户著书，或有数学校庠序之开坛设讲，绝不能奏其全功。盖此之研究讲演，效之所及，终为专而不普，深而不流，可以窥奥理而不足以启流俗，可以精一科而不足以应万便，此文明国之通都大邑讲演会之开设，所以风行于时也。兹将讲演会之所长及其必要，约述于左：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部分的，乃普及的也。学校之授课，名流之著书，其功用仅足以开发智识，在中流以上之人，或在一定求学时期之人，其他普通众庶之既不能企于高深，复无暇长期求学者，其于智识之要求，学校举不足以应之。苟随时有讲演会以济其穷，以补其缺，则学校以外之人，亦得浴智识上之惠利，而各满志以去。此其利一。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机械的，乃活用的也。近世科学之发达，分科日臻于繁备，同时与他科亦生不能联贯、不能汇通之弊，而呈机械之观。吾人在学校中所习之科学，其兴趣往往视讲演会中为淡泊，盖以一为机械的，一为活用的故也。此其利二。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专门的，乃常识的也。讲演会固有专研一科者，以例举之，如日本东京之社会学院，每岁所开之讲演会，即属此类，专以讲演关于社会学之问题为范围，兹当别论。而若普通之讲演会，则以注输常识为的志，斯不限于学校以外之人，即在学校肄业之青年，习文科者或于理科上之常识较贫，习理科者或于文科上之常识较弱。居今日复杂庞沓之社会，各人所需智识之类量亦与之俱增。讲演会之利益，存于此者不少也。此其利三。

　　一、讲演会之效力，非固定的，乃应时的也。方今世变极矣，吾人日常所闻睹之政治的、社会的、学艺的、思想的种种变动，罔不与吾民族运命、个人生活，有莫大之影响。而欲应兹世变，以有所云为，乃不可无相当之智识。讲演会即因时事问题、社会状态，或为演述，或为批评，以空玄之理想，枯燥之事实，活用于人生之实质，而充满其内容。俾闻之者增无限之趣味，得之者获较丰之效用。此其利四。

　　以上所陈，多就知识一端立言，至于国内名流，异邦学者，吾人常于典籍报章，习闻其名，习知其说，而以未接颜色，不闻謦欬为憾者，正复不少。一旦逢有机会，开讲演会请其莅席，名流数辈，济济一堂，其言论丰采，气宇态度，皆为其人格之暗示，每足与吾人以感化力，而潜移默化，以高其志趣，阔其胸襟。且立宪国民之运动，当以演说坛为惟一之战垒。吾虽骤未至此，吾侪立宪的青年，固不可不于今日为相当之准备，相当之修养。此类讲演既足倡讲学之风，又足助演说之兴，其功用及于人格之感化，国民之修养者，亦非浅鲜矣。愿名流硕宿热心讲演，愿青年学子踊跃赴会。

　　署名：守常

　　《甲寅》日刊

　　1917年4月8日

　　【注释】

　　[1]神州学会　1915年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成立的团体，总部设于东京，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号召，以分科研究、举行演讲及编撰书报三项为主要会务。李大钊是该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后会中成员归国者多集于北京，遂在北京设立神州学会分会。李大钊此文中所提到的1917年4月8日的“神州学会第一次特别讲演大会”，据1917年4月4日北京《晨报》上所发的广告，于8日下午1时至6时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湖广会馆举行，讲演人及讲演题目分别为：蔡孑民：《以美育代宗教说》；汤化龙：（未定）；李石曾：《学术之进化》；张溥泉：《法儒纪约之道德观》；陈独秀：（未定）；章秋桐：（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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