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李大钊

国情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匪可尚者，而以客卿[1]论国情，则扞格[2]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况邦国之际，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阴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则其标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赖。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久矣。

　　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为日人有贺长雄[3]与美人古德诺[4]。二氏学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国国情，亦非吾之纯确国情也。幸而与谋国情者仅一美人一日人耳，而新约法之毛颜已斑杂二种。设更得黄金百万，开馆筑台，延纳列国博士，相与辩析天口[5]，文擅雕龙[6]，抵［扺］掌而论吾国情，时势潮流之所推移，群众狂暴之所酿煽，一人意志之所专恣，所能容与斟酌于国情者之量几何？将亦为天下挟策干时之士[7]裂矣。夫非筑室道谋[8]之类乎？

　　往者有贺氏倡为总统内阁制之说，以迎当道，而宪法之风潮以起，吾侪已惊其立言之异趣矣。而新约法颁布之顷，古德诺氏复有《新约法论》[9]刊于北京各报，所论是否谐理，姑不置辩，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余地，独其所谓国情者，不能无疑焉。

　　氏之论国情也，要谓吾民俗重视家族，淡于政治，自昔无选举制度，似谓国情如此，行代议政治有所未安者。吾尝思之，中国自唐虞之世[10]，敷教明伦[11]，亲九族[12]以协万邦，家族之基，于以确立，聚族为村，有礼俗以相维系，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百年而上，尚纯以放任为治，征赋折狱而外，人民几与国家无涉，国权之及于民也轻，故民意之向于政治也淡。然历代君人者，必以省刑罚、薄税敛为戒，其民始相安于无事，否则揭竿四起矣。尤以宅国大陆之中，闭关自守，历有年所，初无外力之激迫感［撼］动，而家族制度之巩固，亦足以远却国家之权力，故此状保持独久，民情亦因之稍异，斯诚近似。而今则何如者？近世国家政务日繁，财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负担之重，已非昔比。于是“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声愈高，而争获参政之柄者，亦不惜牺牲身命以求之。稽近世政变之由来，直可谓为因赋税之加重而起也。中国海通而后，亦竞立于列国之林，财政用途之扩张，不惟不能独异，而以屡逢创挫，国力益微，养兵赔款，穷索编氓，维新以来，负担益重。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苟能返吾民于上古榛莽之域，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者[13]，虽无国家可也。即不然，取于民者有限，法令不如今之繁，赋敛不如今之重，使民不闻政犹可也。奈世无兹大力者堪与时势抗耳。抑氏不云乎：“官吏诛求过苛，民不堪命，故群起而抗之，然人民对于政治之权力，舍此固无他术也。”夫然，当此负担加重之时，吾侪乃谋所以避其反抗之道，欲以代议政治行于吾国，以免于祸乱，而氏必欲保吾已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吾不识制宪法衡国情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蓄乱乎？

　　氏论最奇者，莫如“人民生计至艰，无参究政治之能力”，及“其人民既不习于代表之政治，而又有服从命令与夫反抗苛虐之积习，一旦改数千年专制之政体，一变而为共和，欲其晏然无事，苟非其政府有维持秩序之能力，盖必不可得之数矣”。吾之国民生计，日濒艰窘，无可掩讳，然遽谓其至于无参政能力之度，吾未之敢信。盖所谓生计艰者，比较之辞，非绝对之语，较之欧美，诚得云然，较之日本，尚称富裕，胡以日人有参政能力，而我独无也？此则大惑不解者矣。共和国民之精神，不外服从法令与反抗苛虐二者。盖共和国之所由建造，大抵为反抗苛虐之结果，而其所以能安于共和政治之下者，则必有服从法令之精神。今氏指斯二者为吾之国情民性，虞其不能晏然于共和之下者，抑又何也？且国无间东西，政无分共和、专制，政府要宜具有维持秩序之能力，此政府之通性也。共和国既不能独异，亦非特因吾之国情而需乎此者，氏以忠于国情过笃，竟忘其为政府之通性，何其率也！

　　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14]，盟誓之墨痕宛在[15]，共和政治之真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如古德诺氏者，至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亦无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仅于Republic[16]之一字耳。使更有人以周人逐厉[17]之事相告，则论共和先例者，当更添一奇观矣。伤时之士，见有贺氏议论，怦然心动，至谓以地势相连，遂成今果，无善法以弥此憾，惟深望识时之彦，常往来欧美。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

　　署名：李大钊

　　《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

　　1914年11月10日

　　附：

　　《甲寅》杂志编者按语

　　按此篇著社已久，前期幅满，为手民仓卒抽出，未及排入，深以为歉。然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且古氏之论，恶果甚深，正赖有人随时匡救。作者或不以出版之迟速为意也。编者识。

　　[1]客卿　指下文中提到的“日人有贺长雄与美人古德诺”。

　　[2]扞格　扞，卫也，亦作捍。扞格，牴牾不相入也。

　　[3]有贺长雄　（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法律顾问。1915年，积极怂恿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1916年，袁世凯登基称帝时，他首先上表称臣。

　　[4]古德诺　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法教授、美国政治学院代理院长，著有《比较行政法》（1893）、《政治与行政》（1900）、《美国行政法原理》（1905）等。1913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次年回国，任霍浦金斯大学校长。同年11月在纽约发表《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认为中国的《临时约法》不合国情，而袁世凯指使搞的《中华民国约法》更合中国的历史习惯。1915年8月10日，他又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并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5]辩析天口　天口：形容人能言善辩。《文选·任昉〈宣德皇后令〉》：“辩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李善注引《七略》：“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为语曰天口骈。天口者，言田骈子不可穷，其口若事天。”

　　[6]文擅雕龙　雕龙，雕镂龙纹。比喻善于修饰文辞或刻意雕琢文字。语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邹）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裴骃集解引刘向《制录》：“邹奭修衍之文，饰若雕镂龙纹，故曰‘雕龙’”。

　　[7]挟策干时之士　挟策，亦作“挟筴”，胸怀计谋、策略。宋濂《〈桂氏家乘〉序》：“周末有季桢者，与其弟眭挟策以干诸侯。”干时：求合于当时。《管子·小匡》：“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乎？”

　　[8]筑室道谋　本谓自家盖房子，却同过路的人商量。喻己无主见，谋于不相干的人，必难成事。

　　[9]古德诺氏复有《新约法论》　1914年11月19日，古德诺在纽约法政学会举办的宴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新约法论》的演说，指出：18世纪为天赋人权说的时代，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即由此而起；而19世纪则为进化论、历史法学派兴起，证明天赋人权说并不科学，不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并非取决于人民自觉的选择，而是取决于实际生活的需要、历史传统、人民习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力量。而在中国，最具有实力的是袁世凯。但是，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予国会以大权，于政府则限制其权，是与中国国情不合；而袁世凯1914年5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增总统之权，使总统成为政权之中心点，则与中国历史、习惯、国情更为相合。因而，他得出结论说，袁世凯将引导中国步于宪政轨道。

　　[10]唐虞之世　指上古之世。唐即唐尧，传说中的上古五帝之一。帝喾之子，姓伊祁，名放勋。初封于陶，又封于唐，号陶唐氏。后传位于舜。虞即虞舜，上古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因其先国于虞，故称虞舜。事见《史记·五帝本纪》。唐虞之世，意谓太平盛世。

　　[11]敷教明伦　敷教（音jiào），布施教化。《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明伦：阐明人伦。《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12]九族　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孔传：“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一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汉书·高帝纪上》：“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13]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者　此二句引自古代《击壤歌》。相传唐尧时有老人击壤而唱此歌。汉王充《论衡·艺增》：“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按：末句《群书治要》卷十一引作“帝力何有于我哉？”，《太平御览》卷四八九引作“帝力于我何有哉？”

　　[14]汉江之血潮未干　汉江之血潮，指1911年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是年四月，四川、湖北、湖南、广东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以及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掀起保路运动。早已积蓄了力量的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于9月14日联合组成准备起义的领导机关，推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预定10月6日举事，又改期9日发动。9日上午，孙武等试制炸弹，失事泄密，汉口、武昌起义机关被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遇害，蒋翊武出走。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搜捕革命党，形势紧迫。当晚，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首先发难，各营奋起，次日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15]盟誓之墨痕宛在　盟誓，指袁世凯宣称赞成共和、遵守《临时约法》的誓言。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宣誓说：“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六号）。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职，再次宣誓云：“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莅任正式大总统宣言》）

　　[16]Republic　英文，意为“共和”。

　　[17]周人逐厉　厉，指周厉王。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贪财暴虐，垄断山林川泽的资源，又使卫巫监视国人，严禁议论政事。它的暴政，导致国人于公元前841年暴动，将周厉王赶出都城。厉王逃奔至彘（今山西霍县），朝政由召公、周公临时主持，号称“共和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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