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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旧(5)


  我认识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评梅女士去世,世论嚣然,我曾为之奔走调解,今冬山本大夫从德国回北平,又颇表欢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犹且不可,况多年相识耶!若子死后,不一存问,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临终到场且作价二十五元,此岂复有丝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欢友仇反复,为世人所窃笑,唯如山本大夫所为,觉得无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尝挽母颈耳语曰,“不要让山本来,他又要瞧坏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枪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写至此,真欲笔搁不能再下。鸣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历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儿之侧对山本大夫曰,“先生无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样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岂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儿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异常感伤。但若子之死,只是无量数牺牲于混蛋医生者的一个例。死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既不能担保永远没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医生接触的机会,那真是危险到万分。

  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说到西医,就得要问:究竟是私家小医生好,还是大医生好?我的意思,总以为小医生比大医院要好一点,虽然设备不能很完全,却因就诊的人少,医生比较可以静心些,又时时须顾到营业的前途,不能像大医院那样“出门不换货”,似乎危险的成分,不至于很多。现看若子女士即死于山本之手,竟使我连小医生也不敢信任了。

  说到北平的大医院,那简直是混帐该死该杀该剐!北平的大医院有三个,都是帝国主义者所开,我今称之曰,甲,乙,丙。(所以不直称其名者,不敢也。曷为不敢?畏其为帝国主义者所开也。

  先说丙医院的功德。数年前,我的朋友杨仲子的夫人因为难产,送往该医院去开割,是院长先生亲自动手的。割到一半,忽然总统府来了一个电话,请院长去吃饭。院长慌了,匆匆的将割口缝起就走。后来创口好了,出了医院,觉得腹中刺痛不已。再去。一验,据说还得要割。一割出来,乃是第一次开割时遗在腹中的一个铁箝子也!据说该院长在外国是学兽医的。到了中国,以医兽之道医人,也居然享了大名,是不能不令人艳羡不置也!

  次说乙医院。两年前,我的侄女阿燕——是个尚未周岁的婴孩——因为受了些风寒,送往该院医治。该院要求先付四十元,才肯动手。好罢,付罢。钱一付,多谢看护妇奶奶们开始工作了。先洗热澡,次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打的是什么针,医院里照例不发表的),同时因为头上发热,又给他戴起冰帽来;此外还有种种色色的花样,看护妇奶奶们真热心,真忙。大概忙了有十二个钟头罢,眼看着阿燕断了气,他们才各自抹抹头上的汗,休息去了!她们都很能尽职,可惜病家花了四十元,其结果只是催促小孩快快的死!

  次说甲医院。这是个最大的大医院。去年,我的侄儿阿明,大概是害了猩红热,送往院中求治。据大夫们一看,说并不是猩红热。那么是什么病呢?他又说不出来,要等试验试验再说。于是乎这样试验,那样试验,一闹就闹了一个多礼拜;病人有些耳痛,就在耳旁开了一个大窟窿;有些鼻痛,又在鼻头旁开了一个大窟窿,这样东一刀,西一刀,不知戳了几刀(因头上用白布包裹,不许家人解开来看,故不知前后“挥”过几刀),把病人开得奄奄一息,人相也完全没有了,而究竟是何病症,还是说不出来。再过一礼拜,病人已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家中想调换医院,而该院不肯,说:“现在要搬动,危险更大”(其实是和山本一样的卑劣思想,恐怕医治错误的证据,给别人找到);要想找个中医进去看看,而该院只许看病,不许吃药,说是“职任所在”。这真是把病人夹在老虎箝上了叫他挺死。再过两天,阿明死了,一算账,除进院时付过的钱以外,还要找补十多元!

  今年春,瑞典斯文赫定脊骨中作痛,他的随从医生郝美尔诊察的结果,只是受了些风寒罢了。而赫定因为痛得厉害,自愿进该院医治。该院因为赫定是名人,不敢怠慢,连忙把全院所有的“专家”,一起找来共同检验:验屎的验屎,验尿的验尿,验血的验血,验骨髓的验骨髓,……检验的结果,以十多位专家一致之意见,断定是某种病症,须将脊骨割开治疗。但割治脊骨这一个手术,是很麻烦的,全世界只美国芝加哥有一个专家;该院虽然也可以割,却不能担保没有危险(因为斯文赫定是名人,故不打自招;若换作中国的阿猫阿狗,就免不得要强制执行了)。这一来,就把斯文赫定那老头儿吓酥了骨!连忙打电报到瑞典,问他家庭的意见,和家庭医师的意见。回电来说:还是上美国去割好。于是这边由郝美尔护送着赫定上美国,那边由赫定的妹子带着家庭医生上美国,真也闹的个“象煞有介事”。不料赫定上了路,到了日本,病已好了一半;俟到了美国,登岸之后,竟完全好了;给那位专家一看,那专家说“从前只是受了些风寒而已,现在已好,并无割治之必要。”于是乎赫定就在芝加哥游逛了几个月回来,而这边医院里十几个专家一致之断定,就等于放狗屁!这件事,幸而是落在赫定身上,他既能慎重,而钱又足以济之,所以能保住一条老命。若落在别人身上,不是枉死城中又多一个新鬼么?

  以上四事,我敢用个人的名誉信用担保叙述上并无半点虚假(阿明阿燕是我胞弟天华的小孩,仲子夫人的事是仲子亲口说的,赫定的事是赫定亲口说的),其余朋友们酒后茶余所谈各该院的成绩,若一一写出,至少可做成一部二百页的小书,因恐转展相传,不免有不尽不实之处,姑且从略。

  看了以上所说,大家总可以明白北平人的生命,是处于何等危险的地位了。但这种危险,不是北平人专有的,是全中国各处人都有的。记得今年夏季,内人在上海晤到蔡孑民夫人,蔡夫人对于上海某医院索价之凶,医生之可恶,看护妇之狰狞,亦不胜其感慨。可见在这一件事上,我们要是不问,也就罢了;若要问,非联合全国人民,请政府定出个极严厉的取缔的方法来不可。

  东拉西扯,稿纸已写了二十三张。若再放肆,再有二十三张也写不完,不如留些材料在肚子里,到下年《北新》再出特刊时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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