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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前星期六岂明老人请吃午饭,几位酸朋友碰到了一起,就不免乱谈了许多酸话。其中有一段,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关于中国人说外国话这一个问题。

  记得三年前在巴黎时向某先生说过,“我回国后一定不说外国话,且将榜于门曰:不说中国话者不入吾门。若有外国人来看我,能说中国话的就说,不能说的自己带了翻译来”。当时某先生听了,只是一笑置之。

  回国后,也很想把这古怪主张提倡提倡,无如一说出口,便碰了一鼻子的灰。甚至于有一次,我向一位朋友说“做中国文章,不该把无谓的外国文字嵌入(必要时当然要嵌)”,也被那位朋友痛骂了一顿,而那位朋友却是不大懂得外国字的!

  同时外国字之在中国,仍日见其欣欣向荣。纸币和钱币的后面照例要有外国字;报纸照例要有一个外国字的译名(音译或意译);大一点的铺子照例要有一块外国字的招牌,尤其是古董铺和绸庄;有许多小铺子的招牌,不但声音译错,字义译错,连字母也都写错:N错作И,S错作∽,……这才是糟糕透顶!

  我不知道这是何种心理的结晶。若说为便于外国人起见,不得不如此,我却看见许多人,名片背面刻着煌煌洋文,自己却没有半个洋朋友,甚至于永世没有递进名片去拜见洋人的机会,——凭空画上几条蛐蟮丝,岂不是白天闹鬼!

  能与洋人发生关系的,无过于纸币或钱币了,因为洋人来到中国,一上岸就得用中国钱。但是,日本的纸币和金币上,并没有西洋字,西洋人到了日本,并不发生什么困难。中国的“老袁头”上也没有外国字,你若把雪白的老袁头送给洋大人,洋大人一定笑嘻嘻的和你拉手,决然不给你外国火腿吃。然则洋人之于钱,亦甚“高能”,固无庸先生鳃鳃过虑,为之锦上添花也。

  而且,就便利洋人说,也该把所有的洋人都顾到,不该只顾着某一种的洋人。现在所用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英文,英美人是便利了,英美以外的德法俄意等国人又怎么办,欧洲以外的印度波斯土耳其等人又怎么办?难道英国人该便利,别人不该便利么?你若说英语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或者说英文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文字,我就要老老实实向你说:你能骗人,不能骗我。不信你到英美以外的各国都会里去调查调查,究竟懂英语英文的,一百人中能有几人,一千人中能有几人?

  钱币等物上并列两种以上的文字的,除中国外,我知道只是南洋一带有这怪现状。但南洋一带的情形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独立的国家,南洋一带是被欧洲各国所宰割的殖民地。在殖民地上,有主有奴,所以钱币等物,必须数种文字并列,使主奴均便;其余报纸名称,商店招牌,也都有这样的需要。中国境内各租界和北平使馆界里,路牌用中西文字并列,门牌用阿剌伯码和中文并列,或只用阿剌伯码而不用中文,已是此种殖民地现象的见端(但我并不反对用阿剌伯码,因为这已是世界的公物,不是某一国的专有品了),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而不料另有一部分人要先意承志:人家还没有能把我们看作殖民地上的奴才,我们先在此地替他作预备功夫,此诚令人凄怆感喟,欲涕无从也。

  (附带的请求)承《世界日报》记者吴范寰先生的好意,叫我做一篇文章,预备刊入双十节特刊,我就在此磕头请愿:

  吴先生!劳驾,您把《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底下的两行蛐蟮丝从今天起取消了罢!在这大吹大擂的国庆之中,也是一个很好很痛切的纪念会啊!

  现在要回说到前星期六几位酸先生的谈话了。

  在这一点上,首先发言的是敝酸先生;敝酸先生的谈话,还同三年前在巴黎向某先生说的话一样。

  接着有一位酸先生说:“不差,这一层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在外国时,自然应当说所在国的话。现在到了本国,每逢一个外国人来见,仍旧要说外国话,似乎我们做中国人的,无论在中国在外国,每见外国人必有说外国话的义务,想起来真有点气闷。”

  于是敝酸先生说:“本来我们到外国去,一上岸就该说外国话。要是现在也采用这方法对付外国人,恐怕外国人太不便了。最好是定出一个期限: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满一年的,我们可以同他说外国话;满一年以上,就非说中国话不可。”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一年的期限恐怕太短些。因为外国人学中国话,的确比中国人学外国话难一点:一年中所能学的,恐怕只是些普通应酬话,若要说学术上的话,至少也该有两三年以上的功夫。”

  于是敝酸先生说:“这也是事实,但尽有方法可以补救,便是定普通应酬话的期限为一年,定学术话的期限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后,三年未满,遇讨论学术时,仍许外国人说外国话,中国人却用中国话回答(双方通信,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要知道中国话是否难学是个问题,外国人愿不愿学又是一个问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有许多留学生所娶的洋婆子,同她老公在一张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几十年,直到儿女满堂,寿终正寝,还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难道是学不会?干脆说来,只是不肯学而已矣。他们之所以不肯学,不是善意的,是恶意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因而看不起中国话;他们把中国人看做了所谓‘土人’,所以中国话也不免是一种土人话;土人话不值得学,所以头白老死也不愿意学。这种的态度最足令人气愤,我们非联合起来痛惩他们一下不可。”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先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有许多外国人,如福开森铎尔孟等,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中国人见了他,除非自己不会说外国话,会说外国话的一定要抢着说外国话,决不愿意说中国话。这样,外国人到了中国,处处有‘宾至如归’之乐,便是不看不起中国话,也懒得学习,而况本来就有点看不起呢?”

  于是敝酸先生说:“我对于这种人,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譬如我们要抽烟,先拿起一支烟来放在嘴里,再拿起一匣取灯儿来擦个火,本来是容易到万分的事,若不是风瘫麻木,决不至于要假手于人。可是,你若用着了一个善承意旨的仆人,你只须一手摸着烟,他已嗤的一声将取灯儿擦好了送到你嘴边来了!”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这种人还算好的;还有许多人,如洋行小鬼之类,中国人碰中国人也大说其外国话,或者是在中国话里夹进了许多‘寸磔’的外国话,我们在旁听了,真不免代为肉麻。不但洋行小鬼如此,有许多外国人所办的,或者是外国人占大势力的学校里的学生,也大都如此。不知贵酸先生对于这种人有何妙比?”

  敝酸先生说:“这也有一比。譬如制台衙门里的倒马子的,眼看得制台太太的混元金斗金光灿烂,便拿来戴在头上了跳舞,以为他自身也可以从此金光灿烂了,而不自知其臭不可言!”

  几位酸先生说这说那,说到临了是全无结果,因为“秀才造反”,照例是“十年不成”:但我敢代表诸位酸先生敬谨普告于天下后世曰:

  我们并不反对研习外国语言文字,而且极主张今后的青年要多多研习外国语言文字。但要紧记牢:研习外国的语言文字为自己,不是为别人;是要借此吸取外国的文明,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借此卖身投靠,把自己送给帝国主义者作奴隶,替帝国主义者宣传,替帝国主义者装点门面。

  你们不是要秉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废除不平等条约么?好,很好!请先从这没有条约而不平等的语言文字一个问题上做起!

  (十七年十月七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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