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老实说了”的结束

“老实说了”的结束

　　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只有杜棠君的一篇《为老实说了罢注释》，说我之所以要做“老实说了罢”，由于《幻洲》第六期中潘某骂我之不根据事实，意想似乎别致些。其实这个揣想是不尽真确的。潘某之骂人，并不必到了第六期中才没有根据事实。他说我的《扬鞭集》用中国装订是钉徐志摩的梢，早就大错。新书用旧装，起于我的《中国文法通论》。这书出版于民国八年。并不象宋板元板那样渺茫，而潘某竟没有看见，是诚不胜遗憾之至！）

　　登了这么些的文章，要说的话似乎都已给人家说尽，我要再说几句，的确很难。但不说几句又不好，无可如何，只能找几句人家没有说过的话说一说。

　　我说：这回的讨论，结果是当然不会有的。但结果尽可以没有，而能借此对于青年们的意志作一番测验工夫，也就不能说不上算。

　　于是，我就不得不对于干脆老实的蒋缉安先生大表敬意了。他痛痛快快的说：书不必读，更不要说整本整本；要做文艺创作家，舍堆砌辞头而外无他法；描写或记载事物，态度不必诚实。这种的话，要是“青年”们早就大书特书的宣布出来，我们也早就把他们认清了。不幸他们没有，直到我的文章出现了才由蒋先生明白说出，虽然迟了一点，究竟还是我们的运气。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对于我的老朋友岂明先生不免要不敬一下。他以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同吃饭必须嚼碎一样普通；他看见了蒋先生的话，不要自认为常识不够吗？

　　在隐名于“太乙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见《每日评论》）里，我们发现了“真天足”“假天足”两个名词。这尽可以不必加以辩正，因为名与实，究竟是两件事：你尽可以自己题上个好名，再给别人加上个恶名，这种名称适合与否，自有事实在那里说话。

　　同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们看见了“来，教训你”这一句话。果然，我在这一篇文章里，以及他的同党诸君的文章里，得到了不少的教训。

　　第一，便是岂明所说的，不捧且不可，何况是骂。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现在的青年们，比前清的皇帝还要凶得多。

　　第二，因为要骂鲁迅，所以连厨川白村也就倒了霉；因为要骂我，所以连《茶花女》一书也就打在“一类的东西”里算账。皇帝时代的株连，“三族”也罢，“九族”也罢，总只限于亲族，此刻却要连累到所译的书，或所译的书的作者。最好我们还是不译书罢，因为我们译了书而带累原作者挨骂，未免罪过。

　　第三，我说的是“功是不肯用的”，这分明与肯用功而景况不能用功者无关。但是，人家偏没有看见“肯”字，偏要说：“俺同情于那般要求知识而得不着知识的青年”，偏要说：“有多少青年已经衣不蔽体，饥不得食，这就是你所骂的青年们。”这就是“真天足”的青年们的辩论上的战略！

　　而况，现在中国的环境，真已恶得绝对不能读书了么？这话我也有些怀疑。我只觉得肯读书的人，环境坏了，只是少读些便了，决不至于完全不读；不肯读书的人，环境坏时固然可以咒骂着环境而说不能读，到环境好时可以赞咏着环境而说不必读，真所谓：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
　　收拾书包好过年。

　　与其这样忸怩说出许多理由来，还不如蒋缉安先生大刀阔斧的说声不要读，倒还真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现在的博士与大学教授两个名词，大约已经希臭不可当的了。所以，做文章称别人为博士，为教授，也不失为一种武器。所可异者，博士和教授都是大学里生产出来的。他一方面在咒骂博士教授之要不得，一方面又并不说大学之要不得，反在说“北京大学成了个什么模样”。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说话本来就是自由的！

　　第五，蒋缉安先生既已说了不要读书，却没有替青年们的一本一本的文艺创作加上一条。但是，似乎是个小小的缺漏。因为，若说这一本一本的不是给人家读的，请问出了有什么用；若说是给人家读的，读的人就首先破了青年们的读书戒，这不是进退两难么？

　　第六，蒋先生要我证明林肯之有伟大成绩，由于多读书。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因为林肯读的书，的确不多。可惜蒋先生不赞成读书，我不敢请他翻书；世间若有赞成读书的“妄人”，只须把《英国百科全书》第十六卷第七〇三页翻一翻，就可以看见林肯如何在困苦艰难之中要想读书，他那时书本如何缺少，教员如何缺少——他那时的环境，才真可以说是没法读书的环境——而他到底因为要读书的缘故，虽然读得不多，终还读了几本，而且读的很好。但是，“文艺家啊，不是书记官”，这种的事实也尽可以不管。

　　听见说到林肯的名字，自然应当欢喜赞叹的。美国只有一个林肯，已替全美国人吐气不少。现在我国有了一群群一队队的林肯，加之以一群群一队队的尼采，这是何等值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我七八年前名字是不是叫“伴”侬，似乎并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样难考。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伴侬，我说：这是事实么？不料他第二次还是横一声伴农，竖一声伴侬，而且说我已经承认了。在这一点小事上，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们在论辩上所用的特别方法。若说他头脑不清，当然不是；许是喝了“葡萄酒”有点“微醺”罢。

　　第八，“《新青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占据了一个时期”这一句话，《新青年》同人万万当不起。看他把“纸冠”硬戴在人家头上，而随即衬托出自吹自打的文章来，技术何等高妙；可惜究竟不大朴素，不如把“真天足”的青年运动倒填年月，使“假天足”的人消灭于无形，这就分外有声有色了。

　　够了，“教训”受够了。

　　我这篇东西发表以后，凭他们再有什么“教训”，我一概敬谨领受。若是他们不用文字而用图画，如已经画过的拉屎在人头上及拉屎在书面上之类，我也一概尊而重之，决不把它看作墙壁上所画的乌龟，或所写的“王三是我面子”。

　　附言

　　有许多人不满意于我第二篇的《为免除误会起见》，说我被他们一骂而害怕。其实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后他们还在骂。如果我怕，为什么不“再为免除误会起见”“三为免除误会起见”呢？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话人家听不进，不如平心静气说一说。平心静气说了，人家还是听不进，那我还要说什么？我不但要将第二篇文章取消，便连第一篇也要取消，因为对于这等人无话可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没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美德，所以最后只能拿出我的“作揖主义”来了。

　　（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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