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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修养


  从约翰生(Samuel Johnson)的《拉塞拉司》(Rasseda)一书中译出;书为寓言体,言亚比西尼亚(Abyssini)有一王子,曰拉塞拉司,居快乐谷(The Happy valley)中,谷即人世“极乐地”(Paradise),四面均高山,有一秘密之门,可通出入。王子居之久,觉此中初无乐趣,遂与二从者窍门而逃,欲一探世界中何等人最快乐,卒遍历地球,所见所遇,在在均是苦恼;兴尽返谷,始怵然于谷名之适当云。

  应白克曰:“……我辈无论何往,与人说起做诗,大家都以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学问,而且将它看得甚重,似乎人之所能供献于神的自然界者,便是个诗。然有一事最奇怪,世界不论何国,都说最古的诗是最好的诗。推求其敌,约有数说:一说以为别种学问,必须从研究中渐渐得来,诗却是天然的赠品,上天将它一下子送给了人类,故先得者独胜。又一说谓古时诗家,于榛木丕蒙昧之世,忽地做了些灵秀婉妙的诗出来,诗人惊喜赞叹,视为神圣不可几及;后来信用遗传,千百年后,仍于人心习惯上,享受当初的荣誉。又一说谓诗以描写自然与情感为范围,而自然与情感,却始终如一,永久不变;古时诗人,既将自然中最足动人之事物,及情感中最有趣味的境遇,一概描写净尽,一些没有留给后人,后人做诗,便只能跟着古人将同样的事物,重新抄录一通;或将脑筋中同样的印象,翻个花样布置一下,自己却创造不出什么。此三说孰是孰非,且不必管。总而言之,古人做诗,能把自然界据为己有,后人却只有些技术;古人能有充分的魄力与发明力,后人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了。

  我甚喜作诗,且极望微名得与前此至有光荣之诸兄弟并列。波斯及阿剌伯诸名人诗集,我已悉数读过,又能背诵麦加大回教寺中所藏诗卷。然仔细想来,只是摹仿,有何用处?天下岂有只从摹仿上着力,而能成其为伟人哲士者?于是我爱好之心,立即逼我移其心力于自然与人生两方面:以自然为吾仆役,恣吾驱使,而以人生为吾参证者,俾是非好坏,得有一定之依据,自后无论何物,倘非亲眼见过,决不妄加描写;无论何人,倘其意向与欲望,尚未为我深悉,我亦决不望我之情感,为彼之哀乐所动。

  我即立意要作一诗人,遂觉世上一切事物,各各为我生出一种新鲜意趣来。我心意所注射的地域,亦于刹那间拓充百倍;自知无论何事,无论何种知识,均万不可轻轻忽过。我尝排列诸名山诸沙漠之印象于眼前,而比较其形状之同异;又于心头作画,凡森林中有一株之树,山谷中有一朵之花,但令曾经见过,即收入幅中;岩石之顶点,宫阙之高尖,我以等量之心思观察之;小河曲折,细流淙淙,我必循河徐步,以探其趣;夏云倏起,弥布天空,我必静坐仰观,以穷其变。所以然者,深知天下无诗人无用之物也。而且诗人理想中,尤须有并蓄兼收的力量。事物美满到极处,或惨怖到极处,在诗人看来,却是习见。大而至于不可方物,小而至于目不能见,在诗人亦视为相习有素,不足为奇。故自园中之花,森林中之野兽,以至地下之矿藏,天上之星象,无不异类同归,互相联结,而存储于诗人不疲不累之心机中。因此等意思,大有用处,能于道德或宗教的真理上,增加力量;小之,亦可于饰美上增进其自然真确之描画。故观察愈多,所知愈富,则做诗时愈能错综变化其情境,使读者睹此精微高妙之讽辞,心悦诚服,于无意中受一绝妙之教训。

  因此之故,我于自然界形形色色,无不悉心研习;足迹所至,无一国无一地不以其特有之印象相惠,以益我诗力而偿我行旅之劳。

  拉塞拉司曰:“君游踪极广,见闻极博,想天地间必尚有无数事物,未经实地观察。如我之偏处群山之中,身既不能外出,耳目所接,悉皆陈旧,欲见所未见,察所未察而不可得,则如何?”

  应白克曰:“诗人之事业,是一般特性的观察,而非各个的观察。但能于事物实质上大体之所备具,与形态上大体之所表见,见着个真相便好。若见了郁金香花,便一株株的数它叶上有几条纹;见了树林,便一座座的量它影子是方是圆,多长多阔,岂非麻烦无谓。即所作的诗,亦只须从大处落墨,将心中所藏自然界无数印象,择其关系最重而情状最足动人者,——陈列出来,使人见了,心中恍然于宇宙的真际,原来如此。至于意识中认为次一等的事物,却当付诸删削。然这删削一事,也有做得甚认真的,也有做得甚随便的。这上面就可见出谁是留心,谁是贪懒来了。

  但诗人观察自然,只还下了一半功夫;其又一半,即须娴习人生现象:凡种种社会种种人物之乐处苦处,须精密调查,而估计其实量。情感的势力,及其相交相并之结果,须设身处地以观察之。人心的变化,及其受外界种种影响后所呈这异象,与夫因天时及习俗的势力,所生的临时变化,自人人活泼康健的儿童时代起,直至其颓唐衰老之日止,均须循其必经之轨道,穷迹其去来之踪。能如是,其诗人之资格犹未尽备,必须自能剥夺其时代上及国界上牢不可破之偏见,而从抽象的及不变的事理中判断是非;犹须不为一时的法律与舆论所羁累,而超然高举,与至精无上万古不移的真理相接触。如此,则心中不特不急急以求名,且以时人的推誉为可厌,只把一生欲得之报酬,委之于将来真理彰明之后。于是所做的诗,对于自然界是个天人联络的译员,对于人类是个灵魂中的立法者。他本人也脱离了时代与地方的关系,独立太空之中,对于后世一切思想与状况,有控御统辖之权。

  虽然,诗人所下苦工,犹未尽也:不可不习各种语言,不可不习各种科学;诗格亦当高尚,俾与思想相配;至措词必如何而后隽妙,音调必如何而后和叶,尤须于实习中求其练熟。……”

  六年五月,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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