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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中国民歌的价值


  周作人

  (按:此文原题《江阴船歌序》,收入周作人《谈龙集》

  今年八月间,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拿一本俗歌给我看,说是在路上从舟夫口里写下来的。这二十篇歌谣中,虽然没有很明瞭的地方色与水上生活的表现,但我的意思却以为颇足为中国民歌的一部分的代表,有搜录与研究的价值。

  民歌(Volkslied.Folksong)的界说,按英国 Frank Kidson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英国民歌论》第一章)。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孔雀东南飞》与《木兰》等几篇。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受了戏剧的影响,成为唱本(如《孟姜女》之类)。抒情的民歌有《子夜歌》等不少,但经文人收录的,都已大加修饰,成为文艺的出品,减少了科学上的价值了。“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倘使技巧与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极好的事;但若生成是拙笨的措词,粗俗的意思,也就无可奈何。我们称赞《子夜歌》,仍不能蔑视这舟夫的情歌:因为这两者虽是同根,现在却已分开,所以我们的态度也应该不同了。

  抒情的民歌中,有种种区别,田间的情景与海边不同。农夫与渔人的歌也自然不同。中国的民歌未经收集,无从比校;但据我在故乡所见,民众的职业虽然有别,倘境遇不甚相远,歌谣上也不发生什么差异。农夫唱的都是一种“鹦哥戏”的断片,各种劳动者也是如此;这鹦哥戏本是堕落的农歌,加以扮演的,名称也就是“秧歌”的转讹:这一件小事,很可以说明中国许多地方的歌谣,何以没有明瞭的特别色彩,与思想言语免不了粗鄙的缘故。

  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也是自然的事。但词意上很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有用,从文艺或道德说,便不免有可以非难的地方。绍兴“秧歌”的扮演,至于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山歌》,也被排斥。这册中所选的二十篇,原是未经著录的山歌,难免也有这些缺点。我想民间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便当,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我看美国何德兰(Hend-land)的《孺子歌图》,和日本平泽平七(H. Hirazawa)的《台湾之歌谣》中的译文,多比原文尤为明瞭优美,这在译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实在的事。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词的关系。倘若有人将他改作如《妹相思》等,也未始不可收入古人的诗话;但我们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幸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溥遍的,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虽然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却极赞成公刊这本小集,做一点同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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