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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叙


  ——作者写给周作人君的信

  启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册,乞兄指正。集中所录,是我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所作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的“万言长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

  我这样做诗的动机,是起于一年前读戴季陶先生的《阿们》诗,和某君的《女工之歌》。这两首诗都做得不错:若叫我做,不定做得出。但因我对于新诗的希望太奢,总觉得这已好之上,还有更好的余地。我起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经过多时的研究与静想,才断定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

  关于语言,我前次写信给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写出:“……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作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关于声调,你说过:“……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新青年》八卷四号《诗》)这是我们两人相隔数万里一个不谋而合的见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阴方言和江阴民歌的声调做诗的答案。我应当承认:我的诗歌所能表显,所能感动的社会,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显力与感动力的增强率,不小于地域的减缩率,我就并没有失败。

  其实这是件很旧的事。凡读过Robert Bums, William Barnes, Pardric Gregary等人的诗的,都要说我这样的解释,未免太不惮烦。不过中国文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何况方言,何况俚调!因此我预料《瓦釜集》出版,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但是一件事刚起头,也总得给人家一个笑与骂与唾的机会。

  这类的诗,我一年来共作了六十多首,现在只删剩三分之一。其实这三分之一之中,还尽有许多可以删,或者竟可以全删,所余的只是一个方法。但我们的奇怪心理,往往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忍过于割削,所以目下暂且留剩这许多。

  我悬着这种试验,我自己并不敢希望就在这一派上做成一个诗人;因为这是件很难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工夫都不够。我也不希望许多有天才和肯用工夫的人,都走这条路;因为文学上,可以发展的道路很多,我断定有人能从茅塞粪土中,开发出更好的道路来。

  我初意想做一篇较长的文章,将我的理论详细申说,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只得暂且搁下。一面却将要点写在这信里,当作一篇非正式的“呈正词”。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作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作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像我来恭维你了!——其实不是,我不过说:至少也总没有胡“蚕眠”(!)先生那种怪谈。

  现在的诗界真寂寞,评诗界更寂寞。把“那轮明月”改做“那轮月明”凑韵,是押“称锤韵”的人还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党人的狱中绝食,比做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还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还有许多的朋友恭维着。

  这种朋友对于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说这样便是友谊,那么,我若有这样朋友,我就得借着Wm. Blake的话对他说:

  "Thy friendship of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作序的一个条件。

  19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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