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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


  一进屋门,“老三”与“钱伯伯”象两个火团似的,同时喷射出来。瑞全一歪肩,把行李摔在地上。四只手马上都握在一处。瑞全又叫了声“钱伯伯”,可就想不起任何别的话来。在他记忆中,钱伯伯是个胖胖的,厚敦敦的,黑头发的,安良温善的,诗人。他也想到,钱伯伯的左右应该是各色的鲜花与陈古的图书。他万想不到钱伯伯会变成这个狼狈的样子,和在这些个破小庙里。楞了一会儿,他认识了钱伯伯,正象他细看一会儿那被轰炸过的城市之后,便依稀的认出街道与方向。老人的眼正象从前那么一闭一闭的。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低柔和善。

  “我看看你!我看看你!”老人笑着说。他的深陷的双腮不帮忙使他的笑容美好,可是眼角上的笑纹还很好看。“我看看你,老三!”

  瑞全怪发僵的教老人看,不知怎样才好,只傻乎乎的微笑。

  老人看着老三,连连的微微点头。忽然的,老人低下头去。他想起自己的儿孙。

  “怎么啦?钱伯伯!”

  老人慢慢的抬起头来,勉强的笑了一下。“没什么,坐下吧!”

  瑞全这才看到屋中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非靠墙不能立稳的小桌,和一把椅子。老人坐在床沿上,瑞全把椅子拉过来,凑近老人,坐下。

  老人的心里正在用力控制自己,不要再想自己的儿孙,所以说不出话来。

  瑞全听到前殿中的木鱼响。

  “伯伯,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瑞全打破了沉寂。

  老人的唇动了动。他想把入狱受刑的经过,与一家人的死亡,一股脑儿象背书似的背给瑞全听。可是,他以为瑞全刚由外面回来,必定看见过战场;战场上一天或一点钟内,也许有多少流血的与死亡的;他自己的一点苦痛有什么可说的价值呢?他坚定,勇敢,可是他还谦卑。

  “教日本人收拾的。”老人低声的说,希望就用这么一句话满足了瑞全。

  “什吗?”瑞全猛的立起来,一双黑豆子眼盯住老人的脑门。

  瑞全万也没想到钱诗人,钱伯伯,天下最老实的人,会受毒刑。在外面三四年,因为不肯想家,他冷淡了北平。他以为北平在这几年里必是一声不出的,一滴血不流的,用它的古老的城墙圈着百万以上的亡国奴。谁知道,连钱先生这样的老实人也会受刑呢,并且因受刑而反抗呢?

  对北平的冷淡,在他想,也就是对整个国家的关心。于是,他已打算好,他虽回到北平,而决不打听家里的事。这太狠心,可是忘了家才能老记着国,也无可厚非。现在,听到钱伯伯这一句话,他可是马上想起家里的人。假若钱伯伯会受刑,一切人都有受刑的可能,他家中的人也不能是例外。特别是他的大哥;大哥比钱先生更多着点下狱受刑的资格。他不由的问出来:“我家里的人呢?”

  钱老人低声的,温和的,说:“坐下!”

  瑞全傻乎乎的又坐下。

  老人不敢再抬眼皮。难过的,低着头思索:是否应当把实话告诉给瑞全呢?

  “钱伯伯!”瑞全催了一下。

  钱老人不愿教瑞全刚一回到北平就听到家中的惨事。可是,他若不说,瑞全会不会到别处去打听?他决定实话实说,知道瑞全也许可以在他面前,一点不害羞的哭出来。他是瑞全的老友,老邻居;瑞全小时候怎样穿着开裆裤,他都知道。好,瑞全若是要哭,就应当在他的面前。他的头低得无可再低,极慢极慢的说:“你父亲和老二都完了!别人还都好!”

  看过敌人的狂炸都市,看过山河间的战场,看见过杀伤与死亡,瑞全的心仿佛,象操作久了的手掌似的,长了一层厚皮。听到老人的话,他并没有马上受到强烈的刺激。他问了声“什么?”仿佛没有听明白似的。可是,没有等老人再说什么,他低下头去,泪象潮水似的流出来,低声的叫着:“爸爸!爸爸!”

  老人十分难堪的,把一只手放在瑞全的肩上,轻轻的叫:“老三!老三!”他不敢劝阻瑞全,谁死了父亲能不伤心呢?他又不肯不安慰瑞全,谁能看着朋友伤心而不去劝慰呢?可是用什么话去安慰呢?老人一边叫着“老三”,一边急得出了汗。哭了半天,瑞全猛的一挺脖子,“告诉我,小羊圈怎样了?”他似乎忘了中国,甚至于忘了北平,而只记得小羊圈,他的生身之地。

  老人乐得的说些足以减少瑞全的悲苦的事;简单的,他把冠家的,小文夫妻的,小崔的,和棚匠刘师傅的事,说了一遍。

  瑞全听完,楞了起来。他没想到,连小羊圈那么狭小僻静的地方,会出了这么多的事,会死这么多的人。哼,他走南闯北的去找战场,原来战场就在他的家里,胡同里!他出去找敌人,而敌人在北平逼死他的父亲,杀害了他的邻居。他不应当后悔逃出北平,可是他的青年的热血使他自恨没有能在家保护着父亲。他失去了镇定,他的心由家中跳到那高山大川,又由高山大川跳回小羊圈。他已说不清哪里才是真正的中国,他应当在哪里作战。他只觉得最合理的是马上去杀下一颗敌人的头来,献祭给父亲!

  他不敢再正眼看钱伯伯。钱伯伯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敢在敌人的眼下,支持着受伤的身体,作复国报仇的事。

  钱诗人见瑞全不出声,也不敢再张口说什么,虽然他急于听瑞全由外面带回来的消息和新闻。在这个青年面前,老人觉得自己所作的不过是些毫无计划的,无关宏旨的小事情。反之,瑞全身上的灰土才是曾经在沙场上飞扬过的,瑞全所知道的才是国家大事。

  这样,一老一少本都想一见面就把积累了好几年的话倾倒出来,可是反倒相视无言了。他们都听着前殿的木鱼声。还是瑞全先出了声:“钱伯伯,告诉我点您自己的事!”“我自己的事?”老人瘪着嘴一笑,他本不想说,可是又觉得不应当拒绝青年朋友的要求。再说,瑞全刚刚哭完,老人的话也许能比无聊的,空洞的,安慰,强一些。“我的事很多,可也很简单。让我这么解释吧;我的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我受刑出狱之后。那时候,我没有计划,只想报仇。我心中有一口气,是怒,是恨,催动着我放弃了安静的生活,象疯了似的去宣传,去暗杀。那时候,我急,我怒,所以我不能容纳别人的意见。凡是与我主张不同的,我便把他们看成仇敌。那时候,我是唱独角戏。

  “慢慢的,我走到第二阶段。我的肯作,敢作,招引来朋友。好,我看清楚,我应当有朋友,协力同心的去作。虽然我还没改了这一头儿是我,那一头儿是国家的态度,可是我知道了独自拚命远不及大家合作的更有效,更有力量。好,我不管别人的计划是什么,派别是什么,只要他们来招呼我,我就愿意帮忙。他们教我写文章,好,我写。他们教我把宣传品带出城去,好,我去。他们教我去放个炸弹,只要把炸弹给我预备下,好,我去。这样,我开始摸清了道路,有了作不过来的工作;而且,我也不生闲气了。我变成一个抗敌的机器,谁要用我,我都去尽力。同时,我没有顾忌,没有对报酬与前途的算计。我属于一切抗敌的人,作一切抗敌的事,一直作到死。假若第一阶段是个人的英雄主义或报仇主义,这第二阶段是合作的爱国主义。前者,我是要给妻儿与自己报仇,后者是加入抗敌的工作,忘了私仇,而要复国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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