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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


  日本人一道命令,北平所有的面粉厂与米厂都停了工,大小的粮店都停止交易。存粮一律交出,新粮候命领取。面粉厂的机器停止了活动,粮店的大椭圆形的笸箩都底儿朝天放起来。北平变成了无粮的城。

  天津,石家庄,保定,却建立了极大的粮库,囤积起粮食,作长期战争的准备。

  小羊圈里最有办法的人,李四大爷,竟自没有了办法。在几十年的忧患中,不管是总统代替了皇帝,还是由洋人或军阀占领了北平,他始终能由一个什么隙缝中找到粮食;不单为自己充饥,也尽可能的帮助别人。今天,他没有了办法。他亲自去看过了:面粉厂里已鸦雀无声,粮店的大笸箩底子朝了天,打烧饼的熄了灶,卖馄饨与面条的歇了工。平日,他老把坏消息报告给邻居们,不是要使大家心中不安,而是为教大家有个准备。今天,他低着头回了家,没敢警告街坊四邻,因为他只看到了患难,而毫无帮助大家的办法。日本人使老者的智慧与善心都化为无用。

  祁老人发了脾气。听到断粮的消息,他亲自去检看米缸与面坛子。他希望看到有三个月的存粮——他的一成不变的预防危患的办法。可是,他发现坛子与缸中的东西只够再吃十来天的。他冒了火,责备韵梅为什么不遵行他的老规矩。韵梅有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粮食早已一天比一天贵,一天比一天更难买到,她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购买存粮。可是,她不便向老人声辩。她是旧式的贤妇,不肯为洗刷自己,而招老人更生气。

  天佑太太知道其中的底细,知道老人冤屈了韵梅。可是她也没敢出声。她只想起丈夫的惨死,而咒诅自己:“我没有一点用处,为什么不教我死了呢,也好给大家省一口粮啊!”

  连小顺儿和妞子似乎都感到了大难临头。他们随着老人去看坛子与缸,而后跑到枣树下低声的嘀咕:“没了粮!没了粮!”

  孙七因在粮店作活,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也就更恐慌。他打听明白:以后每家粮店都没有了自由交易,而改为向日本人领取杂粮,领到多少,便磨多少面粉,而后以一定的价钱,与规定的时间,凭粮证卖给住户们。这样,粮店已不是作生意,而是替日本人作分配粮食的义务机关。这样,除了领到粮的时候,粮店的人们便没有任何事可作,所以每家都须裁人;有十个伙计的,只留下一两个便够用了。听到这个,孙七的心凉了半截!别的铺户已经都裁过人了,现在又添上了粮店。他怎么活下去呢?铺户越多裁人,他的生意就越少啊!

  回到家中,他想痛痛快快的对程长顺发发牢骚,大骂日本人一顿。可是,他没敢扯着嗓子乱骂,他晓得对门有两家日本人。他挤咕着近视眼,低声的咒诅,希望既不至于被日本人们听见,又能得到长顺的同情。

  可是,长顺已结了婚,而且不久就可以作父亲,(太太已有了孕)已经不象先前那么爱生气,爱管闲事,和爱说话了。他还是恨日本人,真的,但是不象从前那样一提日本人便咬牙,便想逃出北平去当兵了。现在,他似乎把养活外婆与妻子当作第一件事,而把国家大事放在其次了。有时候,他甚至须故意忘记了日本人,才好婆婆妈妈的由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点生趣。

  在作完了那一批烂纸破布的军服以后,他摸清了点“小市”上的规矩与情形,于是就拿丁约翰分给他的一点钱作资本,置办了一副挑担,变成个“打鼓儿的”。

  这个生意不大好作。第一,打鼓儿的必须有眼睛;看见一件东西,要马上能断定它的好坏,与有没有出路。有眼睛的,能买到“俏”——也许用烂纸的价钱买到善本的图书,或用破铜的价钱买到个古铜器。反之,没眼睛的,便只能买到目所共睹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俏头。第二,必须极留神。万一因贪利而买到贼赃,就马上有吃官司的可能;巡警与侦探专会由打鼓儿的手中起赃,而法律上并不保护他们——拿不到犯人,便扣起打鼓儿的来。这在以前是如此,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更是如此。第三,必须心狠。打鼓儿的与放账的一样,都是吃穷人的。卖东西的越急于用钱,打鼓儿的便越咬牙出价。用最低的价钱买入,以最高的价钱卖出,是每个打鼓儿的所必遵行的;没有狠心趁早儿不用干这一行。第四,必须吃苦受累。每天,要很早的起来,去赶早市。然后,挑着担子去串小胡同,敲打着小鼓唤醒穷人的注意。走许多条胡同,也许只作一号生意,也许完全落了空;但是,腿脚不动,买卖不来,绝对不能偷懒。

  在选择这个营业的时候,外婆与长顺很费了一番思索与计议。长顺知道自己没有什么眼力。他只认识破布烂纸,而打鼓儿的须能鉴定一切。其次,他晓得自己的心不狠毒;他自己是穷人,不能去实行“不杀穷人没饭吃”的理论。可是,他也看出来,经验不是由一天得来的,老不敢去试一试,他便永远得不到它。

  况且,他的确知道自己不怕跑腿受累。过去的沿街叫唱留声机,与赶早市收买破烂,都是跑腿的事情,他愿继续这么办。再说,尽管天天要跑路,可是游游荡荡的,也自有它的自由。腿是自己的,愿往哪里去,便往哪里去;愿几时出发或停止,便几时出发或停止。他有完全的自由。这个,恐怕就是这营业的最大的诱惑力。

  至于自己的心不毒辣,他以为,倒不算一件要紧的事。他愿意公平交易。能公平,生意必多,他还能挣上饭吃。

  外婆最不放心的是怕长顺买了贼赃,吃上罣误官司。长顺立誓不贪便宜,一定极留神——他会把卖东西的人的相貌,年纪,地点,都用个小纸本记下来,以便有根可寻;即使不幸真买到赃物,也不至于吃官司。

  他置备了挑担与小鼓。

  最初,他只买旧报纸与旧瓶子什么的,这些几乎都有一定的价钱,他不会吃亏。拿到市上去卖,这些东西也有定价;赚的不多,可是有一定的赚头。他须卖相当大的力气,挑来挑去这些破烂而沉重的东西,他可是不敢惜力:他已是个有了家室的人,必须负责养活他的老婆。

  小崔太太(现在是小程太太了),在马老太太的手下,比从前干净利落了许多。她好象说不上来,喜欢长顺不喜欢,而只觉得应当尽力讨马外婆的欢心,好好的过日子。她现在有了吃穿,有了住处。无论她喜欢长顺与否,她也得打起精神去操作。没有这次再嫁,她知道,她会流落成乞丐或妓女。自然,她还没忘了再嫁的难堪与惭愧,特别是她天天须看到一位守节多年的马外婆;可是,“不得已”能原谅一切,她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她也没能忘了小崔,到了他的生日祭日,或他们结婚的日子,她不敢明言,却暗中落泪。她特别怕听“日本人”三个字,每逢听到,她的眼就发直,忽然的楞起来!

  程长顺看出来这些,而决定一言不发。他知道他必须卖力气,多挣钱,能使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她就必能满意,渐渐的忘了小崔。同时,他不敢再当着她讲论日本人,甚至于连“东洋”两个字也不提。

  由买卖旧纸破瓶子,他慢慢的放胆收买旧衣服破鞋。他看见了别人用极低的价钱能买到一套沙发,或一套讲究的桌椅。他可不敢去买,即使他得到机会。他知道现在的北平,能穿能用的旧东西比沙发和好木器更有用处与出路。可是,他所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自从他作了打鼓儿的,这一行人忽然增加了一两倍。大家都看出来:北平是越来越穷了,人们也越会卖东西,和买东西——卖了顶好的,买次好的;卖了次好的,买不甚好的;卖了不甚好的,买坏的……同行的一多,势必发生竞争。他所愿买入的,也是别人愿弄到手的。他不得不多出价钱,多出便少赚。他又想出办法来。他请求外婆与太太帮他的忙,把收进的东西该洗刷的由她们加以洗刷,该缝补的缝补齐整。虽然她们不能整旧如新,可究竟能使破烂的东西稍微改观,也就可以多卖几个钱。这样,外婆与太太也就有了事作。

  在破旧的衣裳鞋帽而外,铜铁铅锡都最值钱。日本人除了教北平人按月献铜献铁之外,还到处去收买它们;只要能买到,就不怕没有出路。长顺可是不肯买卖铜铁。他知道他自己不买,别人还是照样的收进来,而后转卖给日本人。但是,他下了决心不动铜铁,为是证明自己还有点良心,不肯替日本人搜集作炮弹——打中国人的炮弹——的原料。

  自从他选取了这行营业,他就有心闭上眼瞎混,不关心别的,而只求使一家三口冻不着,饿不着。可是,一天到晚穿大街过小巷,他好象不知不觉的把手指按在了北平的腕脉上。他看出来:破衣服值钱,因为日本人统制了棉纱;一块破铁也有价值,因为日本人搜刮废铁。同时,他也看出:北平的中等人家已多数保持不住“中等”,因为他们已开始卖东西;而穷苦人家已降落到无衣无食。有时候,他接过来一件女短袄或小衣服,还滚热的呢——刚刚由女人或小儿身上脱下来!他还咬着牙问价还价,可是心中真想哭。他不由的多添了钱,忘了他是作生意呢!买成或没买成这样的一件衣服之后,他会挑着担子走出老远,迷迷糊糊的忘记敲打手中的小鼓!他知道北平是“完”了!

  从一个老人手中,他买了一根乌木杆,白铜嘴的长烟管。过了好几天没能把它卖出去,他留着自用了。他是要强的,不肯染上任何嗜好。可是,他需要吸口烟。在街上看见伤心的事,他便找个树荫或僻静的地方,放下担子,装上一袋烟,轻轻的吧唧着。看着蓝烟是在面前旋动,他心中安恬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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