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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八日报告


  武汉疏散人口,本会理事会决议,总会迁往重庆,理由:
  
  (一)中央政府在渝,本会既为全国性的组织,理宜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进行一切会务,故有迁渝的必要。
  
  (二)书局与印刷所多数移往重庆,为会务与其他印刷品印行的便利,亦以迁渝为宜。
  
  (三)会中负责办事人多系无职业者,既无联系,到时候恐难得到各方面的帮忙,欲行而不得矣,故宜早日迁出。
  
  (四)武汉还有些同人,暂不迁移,可继续办理会务,并联络在前方工作的会员,组织武汉办事处。有这些理由,遂得通过,并推派老舍代表总务部,蓬子代表出版部,到重庆去。组织部主任王平陵已在重庆,即不另委,研究部主任郁达夫、胡风都不能走,须就在渝的理事中推任。老舍、蓬子在八月中旬前后到渝。总务部常任干事萧伯青同老向一路来,带着会中的图章文件及零用的东西。除萧君的船票是由会中购定的,其余的人都自掏腰包。人都平安,物件可损失了一点,下船时丢了一个网篮,里面有萧君自己的衣服器具和会中的油印机,登报寻失,没有结果,只好认背运了。

  在八月中还有些理事与会员也前后都到渝:胡秋原、孟十还、老向、何容、冰莹、魏孟克、宋之的、葛一虹、萧红、卢冀野、罗烽、白朗、梅林、端木蕻良、赵清阁,都来了。大家遇到在渝的朋友:圣陶、起予、沙雁、储安平、潘孑农、宗白华、陈子展、徐仲年、余上沅、郭子杰、方令孺、王平陵等位,真是他乡遇故知,皆大欢喜。老友而外,还遇到已入会而未曾见过面的,和久想入会而还没得机会的,许多朋友,更是痛快的事。

  天气是真热,房子极难找。大汗满身,先各自找住处,闹到八月底才稍为安定下来,于是在九月八号才开了茶话会,谈谈会务应如何进行。开会时到了四十多位,由老舍报告总务部的,蓬子报告出版部的,平陵报告组织部的,过去工作与将来的计划。报告完了,紧跟着便催交会费,机会不可失也。

  交完会费,大家交换意见,一直到九点多才散。

  这样,会务不是中断了一个多月么?并不。武汉办事处的朋友们并没闲着。当该走的人预备起身的时候,武汉的同人已把会务接了过去。七月底,会中还有八百来块钱。总会迁移,当然把帐还清,所欠都是零星小笔的,一共不过是几十元。帐还清,就还稿金,大家给会报寄稿,本是不要报酬的。现在既预备搬家,而会中又不能给大家预备车船,还不让一下,来取几块钱的稿费吗?就是连这么劝让,也才只有十来位领取的,一共有一百多元。这两笔债之外,别无外欠,那么就该拿出来办事了。留下二百五十元,作为出三期会刊之用。这就是说,在总会未到重庆之前,会报仍在武汉编印,等重庆有人负责,再由重庆出版。钱交给了孔罗荪,因为他一向为出版部管帐,而且管得极清楚。编辑由冯乃超负责,陈纪滢、胡风等协助。其余的钱由总会带走,好到重庆办事,虽然少,究比赤手强些。留在武汉的同人不但继续办会报,也还继续开晚会,和办理别的事。现在会报是在重庆出了,武汉办事处计划着出武汉特刊,寄往前方去,他们也预备到前线去看看,多得一些战地的真情实况。在渝的工作,等下期再报告。现在先说怎样的忙乱:第一件事当然是找会所了。这就忙折了人的腿!全体动员,四处乱跑,到如今才稍有眉目。出版部旧人几乎全部分散,适夷、锡金走广州,以群跑到军队里去,孔罗荪留汉,老向又每天要办公,事实上只剩蓬子光杆一个,于是到重庆后首先补充工作人员,新加入的有圣陶、起予、冰莹、梅林、沙雁几位,其次找印刷所,汗出得更多。印刷所忙,纸张缺乏,发行困难。有此三者,希望乃极微,跑路出汗,着急亦出汗也。差不多经过三个星期的奔波,才算稍有眉目。纸头本来不成问题,但白报纸每令卖到三十四元,印不起;土纸种类不一,其中比较白净点的,每天产量已全为生活书店包去,经过不知多少次数的商量,现在总算买到了几令,且一面印一面再续想办法。其次,印刷本来也还没问题,但重庆的印刷所排工印工,实在价钱高得骇人,也印不起,要在人地生疏的重庆出一个比较价钱便宜字也清楚的印刷所,就够你两条腿倒霉。至于发行,书业同人今天大都感到有书无路运之痛苦,不仅《抗战文艺》一个杂志碰壁也。现在决定分重庆、广州两地印刷,重庆出版者,销四川、武汉、贵州及西北一带,西南方面等重庆出版后,航寄广州重印,仍用白报纸,价廉物美,真宜人手一册也。发行问题总算如此勉强解决,此路是否通行,再等实际答复。最后,新到的地方,理当向各机关报到,于是文函成堆,呈文、工作报告、会员名单,全得寄!只靠萧君一人缮寄,忙而乱,一天到晚无闲,而并看不出办了什么。受累而窝心,谁说事情好办呢。不过,会所一布置好,大家有了办公的地方,或者能不再跋徨终日了。再谈。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抗战文艺》第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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