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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2)


  后来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说的更详细: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钞袭;其完全钞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学而望文学之发生,此犹不耕而求获,不食而求饱也,亦终不可得矣。施耐菴,曹雪芹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赖其有特别毅力,能以全力为之耳。……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六年二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特别性质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时胡适还在美洲,曾有信给独秀说: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见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那时正在用白话作诗词,想用实地试验来证明白话可以作韵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为《尝试集》。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独秀答书说: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馀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种态度,在当日颇引起一般人的反对。但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反对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旨说: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

  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力。他说:

  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儿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这就是上文说的替古文发丧举哀了。在“建设的”方面,这篇文章也有一点贡献。他说:

  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文学的人。

  这篇文章把从前胡适,陈独秀的种种主张都归纳到十个字,其实又只有“国语的文学”五个字。旗帜更明白了,进行也就更顺利了。

  这一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的方面,有两件事可记,第一,是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方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同时沈尹默,周作人,刘复等也加入白话诗的试验。这一年的作品虽不很好,但技术上的训练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北欧的Ibsen, Strindberg, Anderson;东欧的Dostojevski, Kuprin, Tolstol;新希腊的Ephtaliotis;波兰的Seinkiewicz:这一年之中,介绍了这些人的文学进来。在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民国七年冬天,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也是白话的。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 本义即是欧洲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时候,文学革命的运动已经鼓动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象力,故大学学生有这样的响应。《新潮》初出时,精采充足,确是一支有力的生力军。民国八年开幕时,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的更多了。

  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校外的反对党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八年二三月间,外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教育部出来干涉了,有的说陈,胡,钱等已被驱逐出京了。这种谣言虽大半不确,但很可以代表反对党心理上的愿望。当时古文家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内中有一篇《妖梦》,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那篇小说太龌龊了,我们不愿意引他。还有一篇《荆生》,写田必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一个“伟丈夫”

  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汙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

  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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