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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1)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中)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说“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这种见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很有关系。有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别;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章炳麟说: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

  又说:

  不得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覩妙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㮣随之矣。心有疑滞,覩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

  他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他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他并不反对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汉微言》有一段说:

  问桐城义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页六八)

  但他自己论文,却主张回到魏晋。他说:

  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国故论衡》中,《论式》,页九四)

  为什么呢?因为

  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页九二)

  故他以为

  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页九三)

  他又说: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页九五)

  又说: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同页)

  “必先豫之以学”六个字,谈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国故论衡》里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检论》里也有许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难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他论文辞,知道文辞始于表谱簿录,是应用的;但他的文章应用的成绩比较最少。他对于同时的文人都有点薄鄙的意思(看《文录》二,《与邓实书》及《与人论文书》)。他自命“将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认“王闓运能尽雅”。有人问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闓运做文章的法子来教人。什么法子呢?原来是先把意思写成平常的文章,然后把虚字尽量删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欢用古字来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说。

  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舍借用真,兹为复始。(《检论》五,《正名杂义》,页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话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这种“复始”的工夫虽然增加了古气古色,同时便减少了应用的程度。他自己著书,本来有句读,还可以帮助一般读者的了解。后来他的门人校刻他的全书,以为圈读不古,删去句读,就更难读了。他知道文辞以“存质”为本,他曾说:“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他痛恨那班。

  庸妄宾僚,谬施涂塈,案一事也,不云“纤悉毕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难也,不云“祸胎可绝”,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杂义》,页一四)

  但他那篇《订文》(《正名杂义》乃《订文》的附录)中有句云:“后之林烝,知孟晋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晋”代求进步,还说得过去;“林烝”二字,比他举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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