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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新诗集(2)


  (二)俞平伯的《冬夜》

  (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1922年3月出版,价六角。)

  平伯这部诗集,分成四辑。他自己说,“第一辑里的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第二辑里的,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第三辑底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四辑……有几首诗,如《打铁》,《挽歌》,《一勺水啊》,《最后的洪炉》,有平民的风格”。

  平伯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假如我们拿这个标准来读他的诗,那就不能不说他大失败了。因为他的诗是最不能“民众化”的。我们试看他自己认为有平民风格的几首诗,差不多没有一首容易懂得的。如《打铁》篇中的

  刀口碰在锄耙上,
  刀口短了锄耙长。

  这已不好懂了。《挽歌》第四首是,

  山坳里有坟堆,
  坟堆里有骨头。
  骏骨可招千里驹;
  枯骨头,华表巍巍没字碑,
  招什么?招个呸!

  这决不是“民众化”的诗。《一勺水啊》是一首好诗,但也不是“民众化”的诗:

  好花开在污泥里,
  我酌了一勺水来洗他。
  半路上我渴极了。
  竟把这一勺水喝了。
  ……
  请原谅罢,宽恕著罢!
  可怜我只有一勺水啊!

  这首诗虽不晦涩,但究竟不是民众能了解的。

  所以我们读平伯的诗,不能用他自己的标准去批评他。“民众化”三个字谈何容易!十八世纪之末,英国诗人华茨活斯(Wordsworth)主张作民众化的诗;然而他的诗始终只是“学者诗人”的诗,而不是民众的诗。同时北方民间出了一个大诗人彭思(Burns),他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至今还是不朽的民众文学。民众化的文学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勉强做得出的。即如平伯的《可笑》一篇(页二一七),取俗歌“高山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家家有好女,无钱莫想他”四句,译为五十行的新诗:然而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词句虽多至数(十)倍,而温厚蕴藉之处恐不及原作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明白的例证吗?

  然而平伯自有他的好诗。第四辑里,如《所见》一首:

  骡子偶然的长嘶,
  鞭儿抽着,没声气了。
  至于嘶叫这件事情,
  鞭丝拂他不去的。(页二四〇)

  又如《引诱》一首:

  颠簸的车中,孩子先入睡了。
  他小手抓着,细发拂著,
  于是我底头频频回了!(页二三〇)

  这种小诗,很有意味。可惜平伯偏不爱做小诗,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有许多人嫌平伯的诗太晦涩了。朱佩弦先生作《冬夜》的序,颇替平伯辩护,他说,

  平伯底诗果然艰深难解么?……作者底艰深,或竟由于读者底疏忽哩?

  然而新出版的《雪朝》诗集里,平伯自己也说“《春底一回头时》稿成后,给佩弦看,他对于末节以为颇不易了解”(《雪朝》页六十一)。这可见平伯诗的艰深难解,自是事实,并不全由于读者的疏忽了。平伯自己的解释是“表现力薄弱”。这虽是作者的谦辞,然而我们却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有一部分的真实。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本是极平常的道理,他偏要进一层去说,于是越说越糊涂了。平伯说:

  说不尽的,看的好;
  看太仔细了,想可好?
  花正开着,
  不如没开去想他开的意思。(页七三)

  这正是我说的“进一层去说”。这并不是缺点;但我们知道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感想(impression)不嫌深,而表现(expression)不嫌浅。平伯的毛病在于深入而深出,所以有时变成烦冗,有时变成艰深了。

  我们可举《游皋亭山杂诗》的第四第五两首来做例。第四首题为“初次”:

  孩儿们,娘儿们,
  田庄上的汉儿们,
  红的,黑的布衫儿,
  蓝的,紫的棉绸袄儿,
  瞪着眼,张著嘴,
  嚷着的有,默然的也有。
  ……
  好冷啊,远啊,
  不唱戏,不赛会,
  没甚新鲜玩意儿;
  猜不出城里客人们底来意。
  他们笑着围拢来,
  我们也笑着走拢来;
  不相识的人们终于见面了。(页七七)

  ……

  说到这里,很够了,很明白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偏要加上八九句哲学调子的话;他想拿抽象的话来说明,来“咏叹”前面的具体景物,却不知道这早已犯了诗国的第一大禁了(看页七七)。第五首为《一笑底起源》,这题目便是哲学调子了!这首诗,若剥去了哲学调子的部分,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我们拿捎来的饭吃着,
  我们拿痴痴的笑觑着。
  吃饭有什么招笑呢?
  但自己由不得也笑了。
  ……
  他们中间的一个——她,
  忍不住了,说了话了。
  “饭少罢!给你们添上一点子?”
  回转头来声音低低的,
  “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
  ……(页七八——七九)

  这种具体的写法,尽够了,然而平伯还不满足。他在前四句的下面,加上了九句:

  一笑底起源,
  在我们是说不出,
  在他们是没有说。
  既笑着,总有可笑的在,
  总有使我们他们不得不笑的在。
  笑便是笑罢了,
  可笑便是可笑罢了,
  怎样不可思议的一笑啊!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他又在“那里像我们田庄上呢”的后面,加上了十三句咏叹的哲理诗:

  是简单吗?
  是不可思议吗?
  是不可思议的简单吗?
  ……
  他们底虽不全是我们底,
  也不是非我们底,……

  他这样一解释,一咏叹,我们反更糊涂了。一首很好的白描的诗,夹在二十二句哲理的咏叹里,就不容易出头了!

  所以我说:

  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好诗,只因为他想兼作哲学家,所以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

  这不是讥评平伯,这是我细心读平伯的诗得来的教训。我愿国中的诗人自己要知足安分: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

  十一,九,十九

  (原载1922年10月1日《读书杂志》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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