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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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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做这个大结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馀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中)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说“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这种见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很有关系。有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别;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章炳麟说: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

  又说:

  不得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概随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

  他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他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他并不反对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汉微言》有一段说:

  问桐城义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页六八)

  但他自己论文,却主张回到魏、晋。他说:

  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国故论衡》中,《论式》,页九四)

  为什么呢?因为

  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页九二)

  故他以为

  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页九三)

  他又说: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页九五)

  又说: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

  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同页)

  “必先豫之以学”六个字,谈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国故论衡》里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检论》里也有许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难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他论文辞,知道文辞始于表谱簿录,是应用的;但他的文章应用的成绩比较最少。他对于同时的文人都有点薄鄙的意思(看《文录》二,《与邓实书》及《与人论文书》)。他自命“将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认“王闿运能尽雅”。有人问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闿运做文章的法子来教人。什么法子呢?原来是先把意思写成平常的文章,然后把虚字尽量删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欢用古字来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说,

  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舍借用真,兹为复始。(《检论》五,《正名杂义》,页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话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这种“复始”的工夫虽然增加了古气古色,同时便减少了应用的程度。他自己著书,本来有句读,还可以帮助一般读者的了解。后来他的门人校刻他的全书,以为圈读不古,删去句读,就更难读了。他知道文辞以“存质”为本,他曾说:“文益离质则表像益多,而病亦益笃”;他痛恨那班

  庸妄宾僚,谬施涂墍,案一事也,不云“纤悉毕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难也,不云“祸胎可绝”,而云“釜底抽薪”。表像既多,鄙倍斯甚!(《正名杂义》页一四)

  但他那篇《订文》(《正名杂义》乃《订文》的附录)中有句云:“后之林烝,知孟晋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晋”代求进步,还说得过去;“林烝”二字比他举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章炳麟论韵文,也是一个极端的复古派。他说古今韵文的变迁,颇有历史的眼光。他说:

  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魏文侯听今乐则不知倦,古乐则卧。故知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国故论衡》中,《辨诗》,页九九)

  这是很不错的历史见解。根据于这个“数极而迁”的观念,他指出《三百篇》为四言诗的极盛时期;到了汉以下,“四言之势尽矣”,故束皙等的四言诗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势又尽,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词)”。他论近代的诗,也很不错:

  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艳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

  这种议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一种很激烈的文学革命了。谁知他下文一转便道:

  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自注: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矣。

  这种极端的复古论,和他的文学史观,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诗之势已尽于汉末而五言诗之势已尽于唐初,如果诗之势已尽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说的“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了,难道他们还能复兴于今日吗?那“数极而迁”的文学,难道还可以恢复吗?

  但他不顾这个矛盾,还想恢复那“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的诗体。他的韵文(《文录》二,页八六以下)全是复古的文学。内中也有几首可读的,如《东夷诗》的第三四首:

  客从海西来,上堂结罗袜,长跪箸席上,对语忘时日。仰见玉衡移,握手言离别。下堂寻革鞮,革鞮忽已失。回头问主人,主人甫惊绝。乞君一两靴,便向笼间掇。笼间何所有?四顾吐长舌。

  甲第夫如何?绳蔑相钩带,虎落穿方空,空小门不大。按项出门去,恣情逐岩濑。三步复五步,京市亦迢遰。时复得町畦,云中闻犬吠。策杖寻其声,耆献方高会。“陛下千万岁!世世从台隶!”

  这种诗的剪裁力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销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张》,如《董逃歌》,若没有那篇长序,便真是“与杯珓谶辞相等”了。最恶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与《上留田》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来方才敢猜这诗大概是为刘师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无远,谗夫既丧。何以漱浣?其痍其壮。越晼望之,度畦乡之。不见广陵,蓬莱障之。

  檴之□矣,不宿乾鹊。民之睾矣,如狙如玃。知我之好,匪伊朝夕。尔虽我刲,我心则怿。

  这种诗使我们联想到《易林》,《易林》是汉朝的一种“杯珓谶辞”。其实一千几百年前的“杯珓谶辞”未必就远胜一千几百年后的《杯珓谶辞》。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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