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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学(2)


  (二)章太炎先生给行严先生的第一书

  行严吾弟鉴:

  览《新闻报》,见弟有《墨学谈》一篇,乃知近亦从事此学。所论无间无厚一义,最为精审。非半勿斫一条,与惠氏言取舍不同,义亦未经人道。端为无序而不可分,此盖如近人所谓原子分子,佛家所谓极微。以数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万世不竭之义。以物质验之,实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动之旨。此乃墨氏实验之学有胜于惠,因得如此说尔。名家大体,儒、墨皆有之,墨之经,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论自有所为,而非泛以辩论求胜;若名家则徒求胜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处。弟能将此发挥光大,则九流分科之指自见矣。吾于墨书略有解诂,而不敢多道者,盖以辞旨渊奥,非一人所能尽解;若必取难解者而强解之,纵人或信我,而自心转不自信也。至适之以争彼为争佊,徒成辞费,此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说文》诐字本训辩论。假令以训诂说经,则云辩争诐也,自可成义。然《墨经》非《尔雅》之流专明训诂者比。以此为说,乃成騃语尔),盖所失非独武断而已。

  暇时或来一谈,更尉。此问起居康胜。

  兄炳麟白 十一月六日

  (三)我给行严先生的第一书

  行严先生:

  这几天在《新闻报》上看见先生的《墨学谈》和《章氏墨学一斑》,颇牵及我从前关于《墨辩》的一点意见。病中久不读古书,行箧中又没有这一类的书,我本想暂时不加入讨论;但先生论《墨辩》“辩争彼也”一条,谓我武断,而令兄太炎先生则谓我“所失非独武断而已”,鄙说之是否武断,我不愿置辩,我觉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话,却使我不能不辩。

  太炎先生说我“未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我是浅学的人,实在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何异点。我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古义的考定,此意在高邮、王氏父子及俞曲园、孙仲容诸老辈的书中,都很明白。试问《读书杂志》与《经义述闻》,《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在治学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先生倘看见太炎先生,千万代为一问:究竟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治学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故不敢轻易放过。尊文所论诸事,较之此点,都成琐屑细节了。客中不暇一一讨论,乞恕之。

  胡适敬上 十一月十三夜

  (四)太炎先生的第二书

  行严吾弟足下:

  前因论《墨辩》事,言治经与治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适之来书,谓校勘训诂,为说经说诸子通则,并举王、俞两先生为例。按校勘训诂,以治经治诸子,特最初门径然也。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此就大略言之,经中《周易》亦明义理,诸子中管、荀亦陈事实,然诸子专言事实,不及义理者绝少)。治此二部书者,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若王、俞两先生,则暂为初步而已耳。

  经多陈事实,其文时有重赘;传记申经,则其类尤众,说者亦就为重赘可也。诸子多明义理,有时下义简贵,或不可增损一字;而《墨辩》尤精审,则不得更有重赘之语。假令毛郑说经云,“辩,争佊也”,则可;墨家为辩云,“辩,争佊也”,则不可。今本文实未重赘,而解者乃改为重赘之语,安乎不安乎?

  更申论之:假令去其重赘,但云“辩,争也”,此文亦只可见于经训,而不容见于《墨辩》。所以者何?以《墨辩》下义,多为界说,而未有为直训者也。训诂之术,略有三途:一曰直训,二曰语根,三曰界说。如《说文》云,“元,始也”,此直训也,与翻译殆无异。又云,“天,颠也”,此语根也,明天之得语由颠而来(凡《说文》用声训者,率多此类)。又云,“吏,治人者也”,此界说也,于吏字之义,外延内容,期于无增减而后已。

  《说文》本字书,故训诂具此三者。其在传笺者,则多用直训,或用界说,而用语根者鲜矣(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斋之为言齐也;祭者,察也:古传记亦或以此说经,其后渐少);其在墨辩者,则专用界说,而直训与语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几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说者也。点线面体,必明其量,而不可径以直训施之。假如云,“线,索也”,“面,幂也”,于经说亦非不可,于几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为例,虽举一“争”字以说“辩”义,在墨辩犹且不可,而况“争佊”之重赘者欤?

  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为多。诸以同义之字为直训者,在吾之为诸子音义则可,谓诸子自有其文则不可。

  前书剖析未莹,故今复申明如此,请以质之适之。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非求胜于适之也。

  兄炳麟白 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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