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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4日


  胡适这个人

  沈尹默

  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地重视他。

  他进北大,是由陈独秀推荐的,独秀和他本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办杂志拉稿子,才时常通信,知道他喜发议论、做文章。那时候蔡孑民先生立志要把北大文科革新一下,就把独秀请来做文科学长,因此,独秀就向蔡先生说,胡适年少有见识,教他来加入我们革新的工作是很好的。蔡先生马上打电报到美国去请胡适,他便来到北大做文科哲学门的教授,担任的是中国哲学史。当他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上编出版时,我也和一般人心理一样,要看看他的本领,到底怎么样了不起,会得轰动一时;但是使我很失望——这是我对他第一次的失望,我只翻读了开头十几页,便没有兴趣再看下去。他写的白话文,的确很漂亮,而他的引用来证明他的论断的古书中的文句,出注不甚确切,有时且不免近于武断,使人难以满意。后来又看见他为《申报》馆作的《五十年来的白话文学》(书名大致如此,记不甚清楚了),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好的都是白话的,白话的都是好的。”他一向标榜用科学方法的,而且他是讲逻辑的,我不懂这两句话,是用什么逻辑、什么科学方法得出来的结论。这第二次使我失望,比第一次还要大些。从此以后,我就很少看他的作品。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他写的文字,无论是散文,或者是诗,都很干净,但是过分的干净了,干净得同蒸馏水一样,尝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我记得在日本京都,有一回去看一位在旧学界享盛名的老教授,他向我这样说:“胡适的白话诗,诗的趣味很少,论他的才情,似乎还远不及刘半农。”

  我再举出几件事实来说明他的为人。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又陈独秀到北大后,把《新青年》杂志移到北京来办,由北大几个同人分任编辑。有一期是归钱玄同主编的,登了一篇王敬轩和林琴南新旧斗争的文章,大部分是刘半农的手笔,而博士大为不满,认为这样不庄重的文字有失大学教授们的尊严体统,硬要把这个杂志编辑权归他,这一来,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这样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头向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他当时只好听从我的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不久,“五四”运动起来了,那时,胡适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乡去,并没有参与这伟大事件的发动,等到他回来时学生正在罢课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许多责难,一面说这是非常时期,“你们应该采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说这个时候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立刻复课”。他要等学生开大会时去讲话,阻拦他不住,终于到会讲了话,但没有人理睬他,讨了个没趣。以上所说的三件事情,都是他常常引以为恨的事。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的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平日喊出许多好听的口号来,不过是一种引人的幌子,与他们的行为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可以听到、不胜枚举的事例。胡适也就是这一种类型的活跃于反动时代的政客学者。还可以说一两件事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今天的座谈会是对于胡适思想问题加以讨论的。无疑他是一个亲美崇美的人, 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一切历史的分析,学理批判,诸位先生的发言都已经详尽无遗,我只能就我知道的事实,说出来印证诸位的言论是正确的。但我根据事实来说,胡适思想的影响, 不比崇拜武训的人们的思想影响来得大,他不能影响到学习过马列主义者的脑筋中去,这就充分说明了胡适思想是容易清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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