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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传(1)


  我们安徽的第一个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刘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县的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他生于清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西历1701—1754)。他生在一个很阔的世家,家产很富;但是他瞧不起金钱,不久就成了一个贫士。后来他贫的不堪,甚至于几日不能得一饱。那时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他应试,他不肯去。从此,“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后来死在扬州,年纪只有五十四岁。

  他生平的著作有《文木山房诗集》七卷,文五卷(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诗说》七卷(同);又《儒林外史》小说一部(程晋芳《吴敬梓传》作五十卷,金跋作五十五卷,天目山樵评本五十六卷,齐省堂本六十卷)。据金和跋,他的诗文集和《诗说》都不曾付刻。只有《儒林外史》流传世间,为近世中国文学的一部杰作。

  他的七卷诗,都失传了。王又曾(毂原)《丁辛老屋集》里曾引他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这两句诗的口气,见解,都和他的《儒林外史》是一致的。程晋芳《拜书亭稿》也引他两句:“遥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烟委麹尘。”——可以想见他的诗文集里定有许多很好的文字。只可惜那些著作都不传了,我们只能用《儒林外史》来作他的传的材料。

  《儒林外史》这部书所以能不朽,全在他的见识高超,技术高明。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道:“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全书的宗旨。

  书里的马二先生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到本朝用文章取士,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这一段话句句是恭维举业,其实句句是痛骂举业。末卷表文所说:“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正是这个道理。国家天天挂着孔孟的招牌,其实不许人“说孔孟的话”,也不要人实行孔孟的教训,只要人念八股文,做试帖诗;其余的“文行出处”都可以不讲究,讲究了又“那个给你官做?”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了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看他写周进、范进那样热中的可怜,看他写严贡生、严监生那样贪吝的可鄙,看他写马纯上那样酸,匡超人那样辣。又看他反过来写一个做戏子的鲍文卿那样可敬,一个武夫萧云仙那样可爱。再看他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诸人的学问人格那样高出八股功名之外。——这种见识,在二百年前,真是可惊可敬的了!

  程晋芳做的《吴敬梓传》里说他生平最恨做时文的人;时文做得越好的人,他痛恨他们也越利害。《儒林外史》痛骂八股文人,有几处是容易看得出的,不用我来指出。我单举两处平常人不大注意的地方:

  第三回写范进的文章,周学台看了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

  第四回写范进死了母亲,去寻汤知县打秋风,汤知县请他吃饭,用的是银镶杯箸,范举人因为居丧不肯举杯箸:汤知县换了磁杯象牙箸来,他还不肯用。“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种绝妙的文学技术,绝高的道德见解,岂是姚鼐、方苞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最妙的是写汤知县、范进、张静斋三人的谈话:

  张静斋道:“想起洪武年间刘老先生——”

  汤知县道:“那个刘老先生?”

  静斋道:“讳基的了。他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天下有道’三句中的第五名”。

  范进插口道:“想是第三名?”

  静斋道:“是第五名!那墨卷是弟读过的。后来入了翰林,洪武私行到他家,恰好江南张王送了他一坛小菜,当面打开看,都是些瓜子金,洪武圣上恼了,把刘老先生贬为青田县知县,又用毒药摆死了。”汤知县见他说的“口若悬河”,又是本朝确切的典故,不由得不信!

  这一段话写两个举人和一个进士的“博雅”,写时文大家的学问,真可令人绝倒。这又岂是方苞、姚鼐一流人能梦见的吗?

  这一篇短传里,我不能细评《儒林外史》全书了。这一部大书,用一个做裁缝的荆元做结束。这个裁缝每日做工有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欢喜做诗。朋友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什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相与?我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这是真自由,真平等,——这是我们安徽的一个大文豪吴敬梓想要造成的社会心理。

  九,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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