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4)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4)

　　星期二（二十五日）上午至下午极好，下午四时又抽出比昨日更浓之脓水十五至二十CC。看来此处病源渐好。……

　　下午八时，温度与脉又高，知必又蔓延一处矣。医生及同人又转悲观。……幸十二时以后逐渐下降。

　　今日（二十六）温度与脉仍逐渐下降中，故一切可以乐观。

　　孟真此信是研究院油印分送的。他的草字本不很好认。二十四日先记“下午四时用针一探”，后记“下午二时顾仁开始抽脓”，此“二时”当是“六时”之误认。据此信，二十四日晨顾仁医生已参加意见，主张刺穿胸脓，至下午四时才作第一次试探的刺穿，下午六时才由顾仁抽出五百多公撮的脓。故杨医生记诊断刺穿及延请顾仁抽出大量的脓，皆在二十三日及二十三晚，必是错误。

　　孟真二十八日给我的信上也说：

　　……Empyema抽脓水三次。一次在二十四晚，抽五百CC。一次在二十四（当是二十五之误）下午，抽十五至二十CC。一次为今晨（二十八），已现清色，约四十CC。

　　我的日记，摘抄如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天消息最恶：殷汝耕果已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宋哲元等都到了天津。……长沙无电报来。但主任医师顾仁有电给协和外科主任娄克思先生，请他去会商。他已定二十八晨飞南京转长沙。下午我接翁咏霓电：“日内天气不良，飞机难行。竹垚生已在京虚候二日。”

　　我与协和王锡炽院长电话商量后，发两电。一给咏霓，告以顾仁电约娄克思会商，拟二十八飞京转湘，乞备机，并电告明日天气。一给经农孟真，告以娄克思二十八飞京，并望电告病情。

　　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孟真电：“两次抽脓，医以抽不尽，必须开割肋膜，坚请协和主任来，……愈速愈妙。……”协和电话说娄克思决定明早飞京。我电告咏霓备机。

　　十二月二十八日昨夜我写一文，到两点始睡，外面大风，我很虑今早Dr.Loucks飞不成。两次醒来，听见大风怒号，心极焦急。

　　早晨始知Loucks已飞去了。

　　长沙南京无电报。晚间得王院长电话，知娄医生已到南京，明早飞湘。

　　据杨医生的记录，在君“自二十七日以后，时醒时睡，神志不甚清晰。二十八日晨，顾仁医生于第五肋骨处开割，果然发现第五肋骨已折，并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浓脓（此可更正孟真所记的小误）。培养及染色检查结果，发现脓中有肺炎双球菌。开割口约二寸，置放出脓管。二十九日，三十日，两日体温复常。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已到长沙，会诊之决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该处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详明。以探针试胸部脓管，为后向上升，深有尺余。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一日，我早起时，接到协和王院长的电话，说娄克思主任有电报来，说“在君病状有进步，后果尚难预测”。

　　娄克思一月二日与孟真同离开长沙。孟真电告我：“病无变。面详。”娄克思一月二日留下这个报告，我依杨济时先生的译文，记在下面：

　　据两日以来之观察，大致情形为作脓发炎，加之一氧化碳并发毒之结果，肺部不免有发炎变化。惟因心影遮蔽，不易诊察。除已发现之作脓处外，其他处恐尚有较小之同样病态。惟此类脓胞或不大，不能觉察也。

　　综观病前衡阳旅行之种种疲劳，煤气中毒等等不幸之经过，余个人意见以为脑中枢血管损坏足以解释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岳山，入矿底，离床坐起，过度费力之动作为最严重。衡阳中毒后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痉挛，第二次过度动作（指离床下地）后发生失语，大小便无节制，强度之痉挛——脑部血管出血，或脑部脉管血栓形成，足以解释现在之诊状。肋骨截伤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脓，可增剧脑部血管固有之损坏（瘀斑出血肿胀等）。此类病理变化，以煤气为主因。……娄克思（原译文见《独立》第一八九号，页十四。我此次引用，曾改变标点一二处。）

　　一月四日，下午一点，我得长沙电报：“在君病转危。”三点一刻得电报：“病转危。”九点又得电报：“病危，似系脑充血。”下午徐韦曼自长沙来电报：

　　Surgical condition improving. Fever steadily mounting. White cell lowering. Aphasia（失语症），spasticity（剧性痉挛）and drowisiness stationary. Suspect cerebral complication. Meet Fu and Loucks. Arrange neurological or internal consultation.

　　晚上九点半，我和协和王院长到西车站接着娄克思医生与孟真。我们同到王家，请协和的内科主任Dr.Dieuaide，神经系科主任Dr.Lyman，脑外科医师关颂韬，同来会议，从十点到半夜后，大家拟定长电，我送到电报局打给杨济时医生。电文凡五十三字，大意说，内外科主任与神经系科主任均可随时去长沙，病理诊断似系大脑脉管损坏，暂勿注射葡萄糖。

　　那天会议时，他们听了娄克思的报告，都以为十二月九日晨在君的病已是脑中枢脉管损坏了，故有两日的昏迷，又有右臂的痉挛。

　　一月五日，上午没有长沙电报。午饭后，王院长来电话，说他连得两急电：第一电请协和速派医生飞去。第二电是十二点二十五分发的，说“丁垂危！”

　　我赶到协和医院，与Loucks，Lyman，Dieuaide及关颂韬五人会商，复一电云：“明早快车来”。

　　晚上我在王正辅先生家，得王院长电话，说在君下午死了！我赶回家，得电报：“在君昨日转危，于今日下午五时四十分逝世。经农、韦曼。”

　　在君真死了！

　　一月六日，我去看林斐成先生（行规），他有在君遗嘱的副本，我摘抄了其中关于丧葬的部分，电告经农与徐韦曼，又电告遗嘱执行人竹垚生，请他将遗嘱与咏霓商酌办理。当晚得徐新六、竹垚生回电，垚生今晚携遗嘱入京示咏霓。（遗嘱见附录）

　　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的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1956年3月12晨三时写完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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