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传记十六苏俄的旅行(6)

十六苏俄的旅行(6)

　　他在民国十四年初见孙传芳时，曾说他自信能够替国家办一个现代化的军官学校。十年之后，他好像已抛弃那个梦想了，他的新志愿好像是要为国家做一个“科学化的建设”的首领，帮助国家“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他放弃了他最心爱的教学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长的请求，担任起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发展科学的研究，领导全国学术机关的合作，帮助国家设计经营科学化的建设。他在那个时期主张“新式的独裁”，也是因为他诚心的相信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学训练都不相违背的，是可以领导全国走向“建设新中国”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一篇短文里，曾明白规定“新式的独裁”须具有四个条件：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
　　四、独载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他的结论是：

　　我已经说过，目前的中国，这种独裁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使他于最短期内变为可能。放弃民主政治的主张，就是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步骤。

　　当时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独立》一三三号），还有一封信责备他。他有长文答复我和别人的责难文字，题为《再论民治与独裁》。我在二十年后重读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说他“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问自己”的两个问题，那是至今天还很动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动，最使我了解这位死友当日的真情绪的是这一段：

　　中国式的专制原来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独裁的利益。“九一八”事变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位反对国民党的朋友对我说：“蒋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协，国民党一定要卖国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这话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这一段是很伤心的话。在君在这里很感慨的指责国民党的专政是“假的”，是旧式的专制，而不是他所梦想的“新式的独裁”。他的“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是“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九一八”事变之后，政府的首领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就是够不上“新式的独裁”的第一个条件。

　　在君还不肯抛弃他期望我们国家的首领做到“新式的独裁”的痴心。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发表了一篇最动人的文章，题为“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政论了！

　　他那篇文字详细叙述列宁一力主张单独向德、奥、布、土四国提议停战，并派托洛茨基去议和，最后签订那个赔款十五万万元美金割地约占全国百分之三十的布赖司特——立陶乌斯克（Brest-Litovsk）条约。在君为什么要重提这件历史故事呢？他说：

　　我所以要旧事重提者，是因为当日苏俄首领的态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们当局的殷鉴。……

　　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首领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愿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退到堪察加去！

　　这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丁在君的最后的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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