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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回到地质学来(1)


  广西的地质调查(1928)——西南地质调查队(1929—1930)——北大地质学教授(1931—1934)

  在君在大连休息的时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游记》,完成“徐霞客年谱”,并制成“游记地图”的时期。这部最新的《徐霞客游记》,附年谱,附地图,是民国十七年(1928)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游记》出版的时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矿产地质的调查了。翁咏霓、黄汲清两先生都曾略记在君广西之行,汲清记的稍详细,他说:

  在君先生于民国十七年赴广西考查,所到各处均曾作地质研究。而于广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马平、迁江诸县,调查尤为详细。利用军用地形图,填绘地质,同时采集标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质,除查考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而于马平石灰岩研究尤详。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全赖先生之力。(《独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后,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提出论文,题为“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的意义”(The Permian of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在君在此文中“讨论中国各部二叠纪地层之彼此关系,及其分类。结论谓中国南部二叠纪可分三系:下部二叠纪为马平系,中部为阳新系及乐平系,上部为夜郎系。”(此是用黄汲清先生的提要。)汲清所谓“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即是指这种论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从广西写长信给我,信中有一段说:

  广西的情形,一言难尽。……他们第一有建设的决心和诚意,第二有建设的能力。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术人才给他们帮忙。我到南宁的时候,本无意工作。因为他们的诚意所感动,才“再为冯妇”。现在我仍旧敬信他们,但是广西天产太不丰富了,大发展至难。这不是广西政府的过失。

  又有一段说:

  ……我九月以来,又做了很多的工作,东到富川、贺县,西北到贵州边界的南丹。本来我还想勾留几时,解决一个煤矿的价值。因为两个月前被广西建设厅的一位职员骑的马踢伤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来跑路太多,忽然又肿了起来,行动不方便,故决意不日东归。大约我三四日后由柳州动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再去广州三两天,就预备回到上海。

  这信说的很明白,他到广西,本没有做地质调查工作的计划,只因为被广西的几个领袖的诚意感动,才决定旅行全省,做矿产地质的调查工作。他后来因为左腿受伤,行动不方便,才决定回来。他临行时,采集的标本化石几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时,梧州的关吏不肯放行。幸亏凌鸿勋先生那时在梧州,正赶到船上送他行,那时离开船只有半小时了,凌先生“为驰赴梧关解释放行。嗣与先生晤及,辄道其当日遑遽之情状!”(《独立》一八八号,页三八)

  凌先生又说: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铁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张由重庆经黔桂以出广州湾,曾著有《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地质专报》乙种第四号),言其山川里程与国防经济之旨甚详。自后余远处关中,从事于陇海铁路之西展,偶与先生晤及,辄纵谈铁路建设之事,以筑路成本甚重,而国家经济枯竭,必须以最小之资本,先筑经济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质专家,而因足迹所经,于山川形势,民生情状,了如指掌,自无怪其于铁路经营深感兴趣也。(同上)

  在君给我的信里,还谈起他北归后的工作问题,他说:

  我这个人完全是一个impulsive的人。兴致勃起则可以一切不顾。兴致过去,又觉得索然无味。学问事业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这个原故。所以我的前途,我现在也说不定,且看北归以后兴致何在。如可以安安稳稳住在北京,而且地质调查所这个机关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专心研究几年。否则没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当的设备,和相当的技术人员帮忙,是不能做的。要是离开了图书馆和试验室,再没有葛利普同他的学生来帮我鉴定化石,绘图员给我绘图,我绝对无法子可以着手。上海的地质研究所,同两广地质调查所都太幼稚,没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继续他的地质学研究工作。他这个时期很注意中国的“造山运动”的问题。中国地质学会举他做会长,他的“会长论文”就是《中国造山运动》(英文原题是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载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八卷)。黄汲清先生说:“此文搜集中国各地所得有关造山运动之事实,而作不偏之讨论。”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十九日,我回到北平——这是我民国十五年出国远游以后第一次回到北平。我在任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两星期。我那时在上海住家,这一次北去是因为北平协和医学校改组董事会,举了我做董事,我是赴会去的。最主要的一个私人动机,当然是想看看许多位多年没看见的老朋友。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一月十九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诒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

  二月初,任公的追悼会上,有在君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这几句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和友谊。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民国八年,任公到欧洲去考察战后情形和巴黎和会情形,在君也在同行的专家顾问团之内。任公很敬重在君,故在君有“知我者鲍子”的话。在君对朋友最热心,任公先生也是他看作应该特别操心照管的一位忘年老朋友。任公病中,他特别调护。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竟无法延长这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中间还引起了医生错误诊断和错误治疗的各种传说——这是在君很伤心的事。任公先生自己始终信任协和医院,始终没有一句埋怨医生或医院的话,这也是在君很佩服他的一点。

  在君在北平不久,又得放下他的研究工作,又得往西南作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了。民国十八年,地质调查所发起作一个调查西南全部地质的大计划,分作几段进行。由在君做总指挥。翁咏霓曾叙述这个西南全部地质调查的大略如下:

  起身最早的是赵亚曾、黄汲清二君,越秦岭,经四川西部,又分为二组:赵君由叙州南行入滇,行至云南昭通县,被土匪打死了。黄君由叙永入黔,担任贵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

  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伦二君由重庆入黔,所经之地,北起桐梓,西抵毕节,东包都匀,南尽桂边。虽有许多牲口驼运行李,但调查人员长途步行,看石绘图,手足并用,一路都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

  差不多同时起程的,又有谭锡畴、李春昱二君,特别注重川边及西康区域,西抵甘孜、巴安。

  在这样大规模工作之中,虽然赵亚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竭尽心力,勇猛前进,做出很好的成绩,也给几位后学的人一种最可效法的模范。

  黄汲清也曾叙述这个大规模的西南调查,他记在君的路线特别详细:

  民国十八年,先生组织西南地质调查队,由重庆起,同曾世英、王曰伦二先生南行,经松坎、桐梓,至遵义;由遵义西行,经打鼓、新场,至大定。原拟在大定会合赵亚曾、黄汲清二人。突接亚曾遇匪被害耗,先生悲哀不胜。旋同曾王黄三人东行至贵阳,旋又南行,经都匀、独山、荔波,而入广西南丹县境。于是贵州工作与先生民国十七年之广西工作相衔接。继折而北行,经平舟、大塘,返贵阳;由贵阳经遵义、桐梓,返重庆。于十九年(1930)夏返北平。

  此次之行为先生平生最大地质旅行,亦为最后的大规模地质旅行。其所得结果对于地质学、矿产、地理学及人种学,无疑的必有很大的贡献。地质方面工作则沿途均绘有精细的地形及地质图,对于地层研究尤一丝不苟,而于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更有精细的、透辟的考查。将来西南各省这三纪地层研究,要以他的结果为基础。

  在君在途中写长信给我,叙述赵亚曾之死,他曾痛哭几次。此次原定赵亚曾等从徐州出发,在君听说由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不太平,曾打电报叫他到重庆同行。亚曾回电说:“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们工作没开始就改变路程,将来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门了。所以我决定冒险前进。”不上一个月,他就死在昭通了。

  亚曾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死时止有三十二岁。他的著作已有这许多种:

  中国长身贝科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五号第二册及第三册)

  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腮类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九号第三册)

  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十一号第一册)

  湖北宜昌兴山秭归巴东等县地质矿产(与谢家荣同著,《湖北地质矿产》专刊第六号)

  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同著,《地质专报》甲种第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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