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1)

　　【前言】

　　公元一八〇〇年前後，西方人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促進了文明大躍進，也開啟現代國家的序幕；但同時期的中國，雖然出現實用主義學說，卻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屢戰屢敗的經驗，及往後一連串的文化罹難與退卻（文化大革命），致令「現代中國」遲至二十世紀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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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八〇〇年拿破崙在義大利向奧軍進攻，傑弗遜和蒲爾在美國選舉中相持不下，英國首相庇特好像已經將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合併構成事實。中國的乾隆皇帝曾自稱「十全老人」，死去不過一年，他的親信和珅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從他家中沒收的財產以億萬計。白蓮教徒的反叛已一發不可收拾，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們獲得廣泛的支持，政府軍一再宣稱叛徒已被擊潰消滅，可是事後看來他們的力量尚在擴大。因著兩廣總督的建議，皇帝下令禁止鴉片進口，不許白銀輸出已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這一連串發展，引導著一個新世紀的來臨，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失敗和極端困難的世紀。

　　從上一章所敘的光榮和成功的事蹟來看，讀者不免要發問：何以中國的由盛而衰竟有如此神速？

　　【朝代循環與長期停滯】

　　中國作者通常強調朝代循環。當乾隆退位之日，清朝已達到成長的飽和點。旗軍的尚武精神至此業已消散，這也和明代的衛所制度一般無二，前所登記的人戶也不見於冊籍。雍正的「養廉」，雖說各主管官的薪給增加數倍，仍不能供應他們衙門內的開銷。更不用說官僚階級的習慣和生活費已與日俱增，而為數萬千的中下級官僚，他們的薪給不過是聊勝於無。因此貪污的行為無從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種水利工程失修，災荒又不適時救濟，人民鋌而走險為盜為匪，也就事實逼然了，這一連串的發展前後見於中國之歷史。在西方與中國針鋒相對前夕，清朝已未戰先衰。

　　今日距當時即將過兩百年，我們的觀點因之似應伸長。前述四個皇帝的紀錄初看燦爛光輝，但從宏觀的角度判斷已與時代相違。雖有剩餘的款項來往手中，但他們從未用以改造上端組織或者加強上下之間的聯繫，這時仍然沒有一個中央的金庫，全國的收支仍是由收稅人和派用者零星的側面交授，因此一切統計無從核實。經濟方面縱有進展，但民法仍無長進，也不能相輔而行。中國仍不過是一個多數農村的大集團。

　　也只是因為我們又有了近兩百年歷史的縱深，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說來容易做時困難。多數農民只能集體的指揮，官僚既以一千五百個縣為可以互相對換的職位，也不便令他們互相競爭以增進技術上的進步，唐宋的歷史已有殷鑑，第三帝國要想領導全體大眾，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處，那就只好著眼於意識形態的和諧了。當我們檢閱科舉考試的內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們可以看出其倚賴於意識形態的情形極為顯著。

　　可是保守的力量作主，中國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麵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當中的事物，其為文化精華或者施政方針或者科舉制度的要點，無非都是一種人身上的道德標準，以符合農村裡以億萬計之的小自耕農的簡單一致。以這道德標準輔助刑法，中國缺乏結構上的實力足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她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

　　一個現代國家，其社會由貨幣管制。內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務工作彼此交換，與其因此而產生的權利和義務全有法律明文規定。一個多元的社會成為可能，是因為它所需的數目字以公平觀念為準則，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新的教堂由信徒出資支持。藝術家和自由職業人士互相競爭，贏得贊助者和雇主。現在看來，這種程序被稱為「由封建制度進展到資本主義」①實為歷史學裡的一個錯誤安排。這說法將階級鬥爭的觀念一提出，就把其他各種原則與程序全部抹殺置之不顧。也因為這說法具有道德的含義，加上技術上的困難，使人不便將整個問題分析清楚，忽略了其在東方和西方的不同發展。

　　①布勞岱（Fernand Braudel）提出資本主義（capitalism）一詞在十九世紀很少被使用，馬克思即始終未用此一名詞。布勞岱認為首先以現代意義使用此名詞和社會主義對立的是宋巴特（Werner Sombart），時在本世紀初年。見布著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Vol.II: The Wheels of Commerce,trans from the French by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Row,1982）,p.237。克拉克爵士（Sir George Clark）則使用資本主義一詞表示「現在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期社會主義者所「發明」的辦法。見所著The Seventeenth Century,2nd e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p.11。

　　亞當．斯密與乾隆同時，他在世時不可能知道自己會被後代稱為資本主義的發言人。他只區分「政治經濟之系統」為兩種：一為「農業之系統」，一為「商業之系統」。內中商業之系統亦即是「現代之系統」。此節出自《原富》卷一冊四導言，即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Vol.I,Book IV,「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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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組織有它的特點，他不可能效法西歐的民族國家。西方民間的自由源自於封建體制裡額外頒發的城市特權。可是市民階級的資產力量，仍無從構成社會的大改造，只有國際貿易增多，在全國經濟裡的比重升高，商業財富的力量伸展到農業財富裡去，牽動了全局，才構成實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會。當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時服輸，只是抵禦不得，才無可奈何的承認改組，此後便以商業原則作為施政的準據。同時中國的情形，可自亞當．斯密所述一節看出，他說：「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奮而人口最眾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她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五百多年前遊歷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眾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她聚集財富的最高程度業已到達。」

　　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與組織賦予存積資本之限制，無疑的合乎實情。明清政府構成時，其宗旨即在於支持大多數小自耕農，可是後者的生產方式一進展到某種飽和點即再也無法增進。正如上面已經說過，六百年來基本的農具仍是一模一樣。另一方面，現代商業需要廣泛的展開資金之借用，經理與所有權分離，各種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分配。這三個條件能夠行得通，全靠信用，而信用要在法律面前生效，可以由司法機關強制執行。所以政府消極的不干預個人公平交易，使物品和服務互相交換還是做得不充分，它必須有維護這種制度的贊助者、法官和警察。我們只用看一看明清政府的財政管理情形就可以斷言，第三帝國既無力也不願盡到這樣的責任。中國感覺到自身連用數目字管理的程度都還不夠，也只好提倡個人對自己的抑制，對人謙讓，但這樣，不可能在治理億萬人眾的範圍內，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斯密所說的停滯狀態也值得批評。沒有一個國家可能先後停滯到好幾百年，實際上在這段長時間內，中國經過好幾次政策的改變和反覆。遠在十一世紀，王安石就決心將宋帝國財政片面的商業化。不幸地，當中一個失敗的原因，卻正是由於他的規劃缺乏商業資本和民間的支持，當時慘痛的結果，歷久而不能忘。這財政之展開既無出路，蒙古人入主之元朝也未能貢獻任何對策，至明朝才打開僵局，其辦法卻是大規模的全面退卻。從此中央政府不再親身隻手去掌握各種財政上的資源，而用預算及限額去節制其抽取與支用。

　　政府本身不與經濟上最前進的部門發生關係，而且也坦白聲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標榜的道德無非也帶著泥土氣息。清朝雖然也無意於改革，但到底將它手上所主持最缺乏彈性的管理法規稍微放鬆，例如讓較多的貨幣流通，在某些條件下，對財政採取現實的態度，不完全期望官僚枵腹從公，開放廣州的海禁等。然則大體上講，全局已定，也無從推翻。國家體制的最大功用是將千萬的農村糾結在一起。意識形態較科技優先，文化上的影響比經濟更重要，各級官僚的消極性比他們適應環境的能力還要被重視。甚至邊境上的武裝衝突也不足改變這作風，與第二帝國的高度動態相比較，第三帝國確無機動性，這結果可能使《原富》的作者覺得中國長期「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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