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三章蒙古人的插曲(2)

第十三章蒙古人的插曲(2)

　　【遠征日本】

　　很多歷史家一提到忽必烈，就想到他曾遠征日本出師不利，因為這戰役也產生了日本「神風」的傳說。元朝對日用兵兩次。一二七四年的遠征（當時南宋尚未完全滅亡），朝鮮被用作跳板，聯合艦隊裡利用了八百艘大小船隻，上載蒙古與朝鮮兵員二萬五千人。在佔領了沿岸幾個小島之後，他們在十一月廿日於九州博多灣登陸。日本軍在完成防禦工事之後等候援軍的來臨。當天戰事勝負未決，是夜颱風掃境；當蒙古人決心後撤時秩序大亂，據朝鮮方面的紀錄所載，淹沒於海中者達一萬三千人。

　　公元一二八一年的遠征已在南宋覆亡之後，兵力增大數倍。北方的進攻部隊有蒙古和朝鮮部隊四萬人，船隻九百艘，仍循第一次路線前進；南方軍由宋降將范文虎率領，有大小船隻三千五百艘，載兵十萬，由浙江舟山島起航。規模之大，是當時歷史上所僅有，這紀錄直到最近才被打破。

　　也和第一次遠征一樣，沿海的島嶼，不費力的佔領，部隊在博多灣登陸成功。只是在兩次戰役之間，日本人已在海灘一帶構築了一線石牆，阻礙蒙古騎兵的行動，於是遠征軍少有進展。戰鬥自六月持續到七月，仍無決定性的突破。八月間又有颱風來臨，船舶覆沒數百艘。海陸軍將領連范文虎在內率領巨艦逃脫，淹沒的軍士難以計數。陸上殘存部隊則被日軍在灘頭拘捕集體斬首。今日博多灣的「元冠塚」即顯示了「神風」的裁判。朝鮮方面稱，損失數在參加者半數以上而略強，中國與蒙古的死亡人數無紀錄。日本方面的記載指出：蒙古輕騎兵不能發生力量，而中國軍則裝備低劣，士氣消沉。

　　日本人兩次將忽必烈的來使斬首，又兩次使其遠征慘敗，忽必烈極度的憤怒，於是準備第三次遠征，維持其聲望。各項準備在二次失敗之後不久開始進行，造船的工作及於全中國沿海，北至朝鮮半島，中經渤海灣及今日中國之東北，商船也被徵用，供應物品則大量的屯集，海上水手全被召募，甚至海盜囚犯也被宥免而予以官職以便往日本戴罪圖功。公元一二八五年由長江下游運往朝鮮之米一百萬石，表示大軍的出動在即，可是一二八六年初，一道出人意表之外的詔令，將所有的準備全部放棄。《元史》稱「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雖說所稱符合情理，可是如此聲張又自承以前之錯誤和目下弱點，忽必烈發出這種指令時不能沒有道義上的勇氣。

　　【蒙古武功的極致】

　　從歷史的眼光看來，蒙古人的挫敗證明了在現代科技發展之前，極難使一陸上強國同時也成為海上強國。要維持一個大艦隊又要承當其損失，使付出之代價過於龐大。因為海上冒險要強迫大量人民往與他們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進出。當準備第三次遠征時，忽必烈已感到綏靖安南和緬甸的棘手。公元一二九三年他再派兵渡海攻爪哇，也沒有達到期望的效果，遠征軍雖然登陸成功卻在土人反攻時，受挫折死傷慘重。這樣看來在忽必烈的晚年，這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陸上強國已到了它發展擴充的極限。

　　中國人常說蒙古人在馬背上得天下，也企圖在馬背上治理天下，這種批評有事實的根據。可是要是說成吉思汗之子孫完全忽略經理上的問題，則與情況相左了。比如說忽必烈就花費一生不少的時間。研究如何管理他轄下跨地極為廣泛的大帝國。他不僅受地緣政治的限制，也被當時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來的碎片，無法接收過來作為一個整體新秩序的零件。而他當時的問題又不容他好整以暇的創造新系統，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忽必烈晚年逐漸與中國儒臣疏遠也是事實，此間有幾個原因：宋朝覆亡之後遺臣不降元，不時仍有謠傳光復的情事；蒙古人陣容中也發生彼此勾心鬥角的狀態，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釋他所下的決心是出自本意，並未受中國人的擺佈。除此之外我們更要體會到蒙古之征服，確是以力伏人；而後面仍有地緣政治的問題，無法僅以軍事方案解決。

　　【蒙古的統治】

　　蒙古人人數過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著他們的軍事精神與軍事組織之外，他們無法維持種族的面目。可是他們強悍的馬術和日常生活的粗獷狀態互為一體，一有都有。所以在元軍之中，他們構成一種優秀部隊，在多種戰役之中，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其他非蒙古的游牧民族又為一系統，他們的部隊稱為「探馬赤」，通常發生第二層的功用。華北經過幾百年契丹及女真人統治之後，其人民帶混合性格，雖說不能與蒙古軍匹敵，但卻較南宋人民堅強，元朝也將他們徵集服役，在平服南宋時發生了效用。蒙古人稱之為「漢人」的，其實包括朝鮮人和其他各色人種。最後南宋投降的軍隊並未解散，而依原建制收編在元軍之內。元朝並且命令屬於「軍籍」的戶口通過遺傳世代都屬軍籍，這樣一來也就儼如社會上帶遺傳性的等級（caste）了。

　　忽必烈本人沒有種族主義者的徵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種通過諸族之間的統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數過少而吃虧。可是他統治的期間未曾設法創造一種以文墨為主中國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過一次文官考試。在他的教育系統內，蒙古文的字母至少與漢字均等。而幾無例外的，元政府裡各單位的首長總是蒙古人。

　　元主對儒家學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辯論深感厭倦，但他堅持各級官僚務必熟悉文牘，可見得他注重技術上的細節，本人也身體力行。這樣的著眼不僅只在忽必烈在任期間如此，以後的繼承人也同樣注重。粗率看來，和以前各朝比較，這著眼應當是一種主要的改革，同時蒙古人提出這樣的改革也算得合於情理，因為他們的戰勝取功全憑武力，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成分在。

　　可是如此一來，他們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潛在的基本原理。中國官僚政府誠然牽累多而功效少，有時尚且有馬虎塞責，又有以偽善作口頭禪的傾向，可是它必須應付成千上萬的農民（他們是納稅人），所以政府必須清廉。傳統中國對本人謙遜對人禮讓的作風，足使很多爭端無法啟齒，且社會體制基於血緣關係構成，又有法律支撐，就用不著法理學上很多高深奧妙的原理，而牽涉到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了。政府授權於各家族，讓他們教訓管束自己的子弟，於是衙門減輕了本身的任務；各官僚在詩歌和哲學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們的工作無須全部確鑿切實，即司法也離不開相對的成分。

　　由於他們不對各地區特殊的情形認真，所以他們總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為適用於全國的標準，因此整個文官組織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一個大帝國即可以用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治理。除了施政的風向得考慮，其他特殊的情事已無關宏旨。這種體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則要改弦更張，既要對付中國廣泛的疆域和內中各種複雜的情形，又受限於當日技術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訊），也就不合實際亦沒有初看起來的容易了。

　　中國在蒙古人統治時期又在技術上有了進展：造船技術達到了最高峰，直到十五世紀中葉明朝時才開始衰退；中國很多橋樑，尤以在長江之南的，在碑鑴上皆提及係元代所造；元朝開始由北京通南方的大運河，其河道中途通過高峰；日本的書刊與馬可波羅同樣對元軍所用的拋射榴彈和縱火炸彈表示印象深刻；郭守敬是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力工程師，曾在忽必烈朝中服務，今日仍有人認為他是當時世界上科學家的最先驅，而元朝創業之主，也欽定編修《農桑輯要》，以後出版多次，公元一三一五年的印數更達一萬部。書中有很多農具圖解，看來與本世紀上半期在中國使用的仍是一般無二，而這中間已有了六百多年的距離。此間也值得提出：元朝時的兩種農作物──棉花與高粱，此時開始輸入中國，它們對億萬中國人之衣食影響深切，至今已有好幾個世紀。

　　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並沒有創造一種社會環境去持續這種發展。他不願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為由他看來，儒教的出頭等於中國人的出頭；他治下人民不僅種族的來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圖找到一種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國通行。在他為中國之主以前，他曾央請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替他召集「一百個精通基督之法的明哲之士」，只是我們無法確悉他是否一度考慮讓全民都信基督教。但他接受喇嘛教，則無疑的有政治動機在。除了任命八思巴為「國師」之外，他也命令南宋在杭州降元的小皇帝和他的母親同去西藏進修喇嘛教。雖說以後下落如何不見於經傳，歷史家卻因這段記載推動了好奇心：要是這年幼的先朝舊主，雖退位仍有亡宋遺臣的愛戴，從此成了宗教領袖，回頭又向異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盤！可是我們也無法知悉這故事的下文了。

　　八思巴雖為國師，他和喇嘛教給中國人的影響也和儒教給蒙古人西藏人的影響相似──鮮有功效。初淺看來，因果報應的觀念，又糾纏著重生轉世，足以將精神上的力量兌現而成為來生再世的威權，加上巫術式儀節，應當對不識字的中國農民極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則必須政教合一，同時也要將中層的知識分子鏟除。歷史證明，這套作法只有在一個原始的經濟圈內有效。中國的十三世紀，已不適用於此種體制。

　　忽必烈有意不讓中國人的影響過於濃厚，於是向各方求才。聘任於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紇人、東歐人等。這些人統稱「色目」。大概有「各色諸目」之意。不過整個說來他們影響並不過大。當中有好幾個成為忽必烈的親信，以後也遭殺身之禍。當左丞相阿合馬（Ahmed Benaketi）被一個中國軍官刺死時，元主將刺客處死，可是後來為息眾怒，他也以剖棺戮屍的辦法對付阿合馬。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倉庫財物，因為群臣參劾，也被處死。兩人都被控有罪，然則事後真相則是他們兩人都企圖擴充稅收，增廣財政範圍，所以極不孚人望。因為元政府具有國際色彩，其組織極難控制。因此這兩人的部屬在都城之外「貪饕邀利」，事當有之。不過根據《元史》裡面的紀載，文化上的隔閡，才是他們產生悲劇的原因。即使我們今日遇到書中此類事蹟，也要將原文反覆閱讀、才了解傳統政體之中，寧失於鬆懈，不能求效過功。如果領導者放棄了雍容大方的寬恕態度，其下屬則無所不用其極。阿合馬和桑哥看來都沒有掌握到此中情節的微妙之處。他們在企圖提高行政效率時，可能脫離了傳統忠恕的範疇，他們的對頭即可因為他們技術上的錯誤，擴大而成為道德上的問題，謂之死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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