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2)

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2)

　　【和與戰的彷徨】

　　這和戰歧途，始於宋朝的第八個皇帝趙佶。他要不是被命運安排而有九五之尊的話，大可以在書上繪插圖或專心收藏藝術品而生活得比較妙曼，做皇帝實非所長。他御宇期間不僅有王安石的糾紛，而且有女真人的勃興。女真發源於東北松花江上流，語言屬通古斯（Tungusic）系，也與以後之滿洲人相聯。在公元一一一三年他們叛離宗主遼而獨立，一年之後即自稱「金」，當時北宋已向遼納歲幣一百一十年。公元一一一八年的趙佶朝廷，炫惑於金人的成功，與之結盟攻遼，希望藉軍事行動的成功，而得以收復燕雲十六州，完成朝代的宿願。金之攻遼，如摧枯折朽，全不費力。一一二五年不待宋朝援助而滅遼。翌年這些遠在北方之戰士，覺得他們可以乘新勝之餘威，對付北宋，於是大舉南侵。趙佶在最後關頭，傳位於長子。金人旋即攻入開封，將宋朝當今皇帝與太上皇一併俘虜，送往東北，他們父子終身未得南還，同年（一一二六年）北宋滅亡。

　　趙佶的第九個兒子趙構自立為帝，也成了岳飛秦檜的主子，歷史上稱為南宋。可是趙構剛一行禮登極，立即就要逃命。往後四年之內，他從華中被金人追逐到長江之南，又從杭州逃到寧波，有一段時間內甚至寄身於沙船之上，沿著海岸線來往，以避免成擒，直到公元一一三二年金人北去，他才回到杭州（當日稱臨安）。一一三八年杭州成為國都，可是仍稱「行在」，因為開封為趙宋王室歷代祖先陵寢所在，不能名正言順的放棄。

　　公元一一四一年的和議使趙構之母（以前也被金人俘獲）南下母子團圓，南宋及金以淮河為界，宋承認金為宗主國，宋主所著之冠服由金供給，金即定都於今日之北京。南宋既為附庸，每年向金納歲幣五十萬，半為銀兩，半為絹疋。

　　女真之金，既稱業已因封貢而成為高麗人、回紇人及西夏人之宗主，於是因循中國傳統，宣告其為區宇一家之大帝國。在宋使呈納貢品之前，金朝已開始科舉取士，文官之品級也已頒布，其君主著中國式之冕服，孔子之四十九世孫也被封為公爵，在祭祀孔子時，金主親自行禮。

　　當日宋廷反對和議一派最有力之辯辭為：國君須向異族行臣下之禮乃大失體統之事。然則反對和議也使國君之母無法南歸，此又不免與傳統之忠孝觀念相違。此處不少歷史家尚且忽視了一段事實：此時長江中游一帶大部為盜匪佔領，金朝正準備在當中設立緩衝國，並且已派遣投降之漢人滲透入宋朝之前方。更難於應付的則是與金交兵的時候，南方的財政尚在混亂狀態，招兵也感到困難，即算各軍倉卒組成，臨安的流亡政府對本身之存在並無信心。

　　公元一一六一年，即岳飛被平反那年，金人又準備南下攻宋，但戰鬥無定局，雙方之和談遷延了四年之久。幾經衝折，金人容許南宋自此不稱臣，每年歲幣也減少十萬。

　　【韓侂冑的悲劇下場】

　　十二世紀最後幾年，韓侂冑為南宋權臣，再企圖推翻和局。他的父親與皇帝趙構為姻兄弟，韓本人又娶皇后侄女為妻，當太皇太后秉政時，韓勢傾內外，有權廢立天子。他既為宰相又掌樞密院事，更領有太師頭銜，自是能單獨決定和戰。只是他在南宋朝中極不孚人望，在私生活方面也有驕奢之名。所以他在公元一二〇六年定計北伐卻出師不利時，很少人同情他。況且這一二〇六年又是多難之秋，更北的蒙古，鐵木真在此時自稱「成吉思汗」，在蒙古語內，這已相當於中國之天子，他的千秋功業正待展開，此是後話。刻下則金人在戰場得勢，膽敢向南宋要求韓侂冑之頭顱，卻也真能如願以償（由一個禮部侍郎謀殺太師，事成之後才由朝廷公布其罪狀，剖棺割屍將頭顱送金）。不過事雖如此，也有作史者為韓抱不平，謂攻擊他的罪名太多虛構，況且他的賢愚不肖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即韓侂冑為了一項宗旨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總之，這次和議成功，宋之歲幣又增至六十萬，宋主也在文書中自稱「侄皇帝」而稱金主為「叔皇帝」。

　　不出數年局勢又大變。公元一二一四年宋廷乘著女真之金被蒙古攻逼得無暇他顧之際，終止交納歲幣。一二三二年再有一個更好之機會使南宋朝廷得報宿怨，此乃蒙古遣使向杭州，建議夾攻金人。這時候有些朝臣尚記得一百一十四年皇帝趙佶在類似情況下約金攻遼，幾陷朝廷於覆亡的慘況。可是宋人對金仇恨之深，歷時之久，已容不得謹慎之告誡，於是結盟成功。不料蒙古之滅金，亦似以前金之滅遼，只費時兩年，也絲毫不借宋之助力。由於他們已於一二二七年滅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孫便可以專心一致的對付中土內僅存的朝代。在這一點上，南宋的作為較金人略勝一籌，茲後他們仍在風雨飄搖的局面裡支撐了四十五年。

　　從宏觀的立場上講，南宋之和戰問題與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後連貫之關係。這朝代不能在經濟上突破，影響所及，其軍事才積弱不振。

　　公元九六〇年趙匡胤初登極時，地方稅收的權力仍在軍人手中，國家的高層機構與低層機構尚能保持適切之聯繫。開封行中央集權後，使此紐帶逐漸消失。這帝國所能掌握之資源固然龐大，卻缺乏適當的服務性質事業，使之合法合理周轉。此中弱點所及，其損害超過全朝代三百一十九年和戰關頭之失策與猶疑。

　　況且提到這段史實，尚要顧慮到一種歷史名詞的問題。我們無法忽略在趙宋王朝期間，中國展開了一種「商業革命」和「文藝復興」的說法。這些名目初由少數日本學者發起，漸有西方及中國歷史家效尤。革命為一種社會運動，一經發起見效，即不能逆轉。西方產生商業革命時，影響到很多公眾組織，法律上之系統此後即以商業習慣為依歸，而中國近代史初期並未有這種體制上的改變。

　　可是宋朝也確能用它的統計數字和它留下來的水彩畫，使以後的觀者讀者領略到它炫人耳目的燦爛光輝。在繪畫方面，當中首屈一指的無過於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這圖描畫開封極盛時期，可能是金人於一一二六年進攻之前數年。全畫幅長十八呎，表現出一種鄉村到城鎮的全景，各節各段時間不同。它的右端有鄉人趕著上載蔬菜的驢子上市，朝霧還在樹頂。畫之左端表現著黃昏到臨，行人已有倦態，他們摺著遮陽傘，收拾各物，帶著一片懶洋洋的神情。這兩端之間有城門、十字街頭、大街小巷、汴河河畔，又有一座拱橋位於市中心，上有各色人物五百餘，身長不過一吋；又有各色船舶二十餘，有的船艙門窗之上加有涼篷，顯係私人閒遊之用；在街上有小販發賣點心及刀剪，供應食物之處所高低上下不等，自街頭之攤擔至三層樓客房都有，所有售酒之處皆張掛著一種旗幟，上有三條直線，好像現代的商標，甚可能因為當日釀造是由國家專利，此旗幟即為店鋪之特許證。船舶、馱獸、駱駝、車輛以及水牛拖曳之大車上所載各種筐袋圓桶等，證實當日京城擁有大量之商業。各店鋪之門招像是依實物描畫，船舶與建築物之構造全部逼真。各種物品之機械設計可以與時人文字之敘述互為印證。

　　《清明上河圖》之為一種歷史文件，舉世無雙。西方可與之比擬之圖景，只有巴耶秀單（Bayeux Tapestry）差可算數。在物質生活上講，十二世紀的中國無疑的已領先世界各國。張擇端的傑作證實了宋人所述「行在」（南宋國都）的繁華現象。開封並非製造場所，即已有如是之商業，則南方大城市地理上更為適宜，又有更多之資源，經濟發展之最高點且在張圖之一個半世紀之後，實際上其繁華可能超過圖上之描繪遠甚。由於繪圖者之耐性，凡物一概不厭其詳，由此也證實了馬可波羅所記載的情況（雖說這遊客有他大肆誇張的性格）。

　　只是縱然如此，還有待學歷史的指出：這城市生活只替一個龐大的，並且以文辭見長的官僚機構服務。此和以後的現代歐洲不同，宋代中國之商業並不能產生一種品物的全能交換性（只有這種性格才能產生新的管制方式）。張擇端圖上顯然缺乏信用機關、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凡此都未在當日出現。而《清明上河圖》上有一所醫生的住宅，門上標明其受有官衙之顧主，同時在文官系統中佔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圖上顯明之處出現，這表示在宋朝較進步的經濟部門不能成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領導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據當日的標準，只是使一個龐大無朋的行政機構之管理人員生活舒適。它是一種被動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種籌謀協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為國家高層機構和低層機構間的紐帶。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