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3)

第十章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3)

　　【武則天的「革命」】

　　這些故事本來也可以讓小說家和浪漫派作家來處理，可是若將這些軼事遺漏，則七世紀到八世紀初年中國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響。換言之，李世民和武則天當時不少歡樂與恐怖的情事都與唐朝的制度有關，從迂迴的路線追溯回去，則可見這些章節仍與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的叛變，一脈相承。

　　從武后的紀錄裡，我們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動，但這種種邊境上的外患終被平定。嚴重的旱災曾發生數起。武后的一項創舉則為殿試，應考的人被領帶到御座之前，由她親自策問。特務政治是她御宇期間的特徵，不過受其威脅的乃是達官貴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銅匭擺在公眾場所令人告密。公元六九七年，她的特務頭目來俊臣自身被處死刑，恐怖政策稍為疏縱。可是除了以上幾項，我們很難舉出在她專政期間，政策上和組織上的設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創造性的地方。武則天所謂革命帶來一種女性之選擇，她喜歡金色、碧色和白色，於是她朝中的旗幟服色帶著一種新鮮的情調。她也根據《周禮》將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她稱之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鸞台鳳閣的號目作為中樞機構的名稱。

　　可是僅只以上的各項舉止，足以使一個主要的朝代幾至傾覆嗎？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歷史有何憑藉會讓如此一個身份可疑的老婦人，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成為當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者達二十一年之久？假使武則天真有傳統的標準所指責的狼藉聲名，她如何會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稱讚，有如八世紀末唐朝正規謹慎的首相陸贄，明朝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贄和清朝以箚記方式論史的趙翼，都異口同聲的恭維她？

　　在答覆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務必看清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盪而為寧靜之功效。這計劃付之實施，固然不能將丁田的分配盡如理想上的數目字，但卻在鄉村中產生了好幾百萬戶小自耕農。只是如此這般的安排一經凝聚而固定化，則無法大規模調整。不僅提倡某一階層或某一地域的經濟利益無從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導私人從事這種工作的組織能力。更為難的是，政府面對的問題，很少能有明確的方案。游牧民族這一問題，無從一刀截斷。水旱諸災也只能等事到臨頭才能籌劃對策。除開水利及開荒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經營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動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無實質。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權後，公文的數量增多。一般說來其內容愈來愈形式化。即在隋時已有所謂「老吏抱牘死」的說法。和西方現代的政府比較，則後者有具有組織的私人利益，與政府平行；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戰，要求政府供給服務，它們也承擔一部分行政費用（可是即在西方這些情事至少也須待到一千年後出現）。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

　　唐朝官員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國的工具，無非刑法和人事權。到武后時，從已揭露的案件看來，舞弊與欺詐的情事必已相當普遍。例如河北的官軍不能抵禦契丹的入侵。事後各官員又以通敵罪懲罰民眾，動輒處以死刑，這種情形需要中樞具有機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預，始能防範。

　　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於專制者的選擇。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武則天之取得獨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匯合。現在看來，當她替高宗李治下決策的時候，她就已經走到一個不能逆轉的地位。在公元六七五年，以她作攝政之提議因群臣的反對而作罷。以後她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政策，只反映著她自己一度面臨的險境。儒家基本的教條為本身的克制，對人的揖讓，可是最後的裁判權出自龍椅，則又倚靠當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當中互相矛盾之處足使超級政治家得有無限的機緣，在進退之間，作攻防的決策。這也是中國政治史的中心主題。在這關頭李世民和武則天具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知道如何採取主動，先下手為強。歷史家如果認為他們犧牲家人去完成一種超級的偉業或者是言過其實，可是最低限度看來，唐朝真正創業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稱帝的武則天都知道極權之真髓，既係最高之名位，則不能又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與我們今日所謂的革命相比擬。因為技術能力的限制，武則天並未放棄中國傳統國家的作為。可是她一手經營仍是一種實質改革，其成果見於以後之數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孫以及重要朝臣，使貴族之影響絕跡，要不然他們將已把持朝廷。她縱未改造行政機構，這機構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湧出。她以新代舊，讓一群年輕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經她提拔的新人，日後成熟升遷，還要在下面幾位君主的在位期間顯露鋒芒。迄至武則天御駕歸西之日，她的帝國沒有面臨到任何真實的危機，這樣看來，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開端】

　　當安祿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於它註定的命途之中點，武后也已辭世五十年。外表看來唐朝登記戶口數已經自七世紀中期的約三百餘萬戶增加至八世紀中期的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戶。雖說我們不能確定這些數字的實在意義，至少已能斷言，當日唐朝財政的管理和統計的編算都已面臨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貪污腐化並不是一切問題的重心。私人莊園的擴大和寺院田產的膨脹也不是改革僅有的障礙。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與人口相提並論。大凡經濟的發育成長，充滿著動力而又帶地域性，超過當日國家可能統計過問的能力。在多種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嘗過問，直到實情遠踰於當初的間架性設計時，政府才派員到各處搜查未登記的戶口，通常令這些戶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稅一段時期，以後也只付應付額之一部分。新稅也在原有租庸調的組合之外頒布。不同的官吏則到各處將一種不能繼續的制度一再修繕整補，因之也愈無系統。一言以蔽之，中國歷史內一種經常繼續出現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現。

　　這朝廷已將一個被戰爭破壞的帝國扶植復甦而又欣欣向榮，可是這朝廷反不能與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榮狀態相始終。此中尷尬情形在唐朝更為彰著。當初創時，它的鄉村人口以極簡單的公式組織而成，因其單簡，官僚機構得有充分之自由處理。等到日後繁複的情形出現，更正也愈困難，因此時官僚機構之經理早已成了定型。

　　傳統歷史家責難宮廷之生活侈糜。當安祿山南驅而進之日，西安與洛陽間各倉庫物資充實。皇宮之浮華更為人指責。我們批閱當日資料，看到西安每逢節日，宮女拔河多至數千人。雖在公元八世紀，生活優越的女性，眼眶上著色有如今日所謂眼影。各種畫幅及模型證實她們穿著印花的絲織品，作馬球戲，演奏室內音樂。無可懷疑的，她們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不難指出，如此之花費早應用於國防。可是在我們聽來這樣的建議等於令紐約交響樂團和大都會歌劇封閉，以便使越南戰事獲勝。縱使這樣的建議得以通過，亦無適當之交納系統，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資之再分配。

　　公元七五五年，在位之國君為李隆基，武后之孫。當時他已近七十二歲，在位四十三年。他所寵愛的楊貴妃年三十八，已在皇帝跟前十餘年，兩人都好音樂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動。他們的故事有一段傳奇而間常為激動所衝破。他們每年一度往華清池過冬，自此之後給了當處旅遊之地增加了一種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節更為複雜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貴妃之從兄楊國忠為相，他始終說安祿山有反叛的趨向，傳統史家稱安祿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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