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第九章統一的途徑(2)

第九章統一的途徑(2)

　　【均田與府兵】

　　一年之後，北魏又頒布其均田令。其原則乃所有的田土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欽許而有使用權：每一男丁十五歲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減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係供耕種米麥之用，老免及身沒歸還政府。其他種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為一疇，可以繼承且在限制之內得以買賣。

　　四八五年之均田令，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的里程碑，以後只有詳細數目字的出入，其原則經後繼各朝代所抄襲，下及隋唐，施行迄至八世紀下半期，連亙約三百年。同時北魏的民兵稱為府兵制者，也成為以後各朝類似組織的初創規模。

　　不少讀者看到上述詔令時通常會問起：以上的詔令所述，均田是一種限制還是一種保證？是一種希望之目標還是立即兌現的規則？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動手分田，而將逾額數沒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歷史家，也無法斬釘截鐵毫無猶豫的回答。我們僅能從側面的資料，再依據猜想，才能回答這一類的問題。基本上，任何有關全帝國之詔令只能廣泛的措辭，當官僚將其在鄉村間付諸實施的時候，文中一致的標準，通常要超過實際上能施行的程度。當然，對皇帝的詔令，所有從事者必須盡其全力照辦。可是一項要求不能實際做到時，其數字可能遭到竄改，其條文可能因權宜解釋而打折扣。換言之，全國一致的要求在下層組織必遇阻礙，即最有效的警察權亦對之無可如何。而運用金錢管制以保障政策執行的方法，又不能在這時代開始。一個具有同情心的讀者，也可從此看出，這樣的傳統對現代中國的經理成為一種嚴重的負擔。

　　根據前後事蹟看來，五世紀以來的均田不能算作失敗；因其目的在於創造一種基層組織，使大多數的小自耕農納稅當兵，從這方面看來，此設施尚且可以認為是絕大的成功。均田又不像王莽的紙上文章，其執行者為一個新興的軍事力量，其環境為長期戰後之復原，各方面都視之為一種解脫。事實上公元四八五年的均田令，從未認為「應有」係保障其「必有」。令內指出，如果地域內土地不敷分配時，其畝數可能減縮，受田者也可請求離「狹鄉」而去「寬鄉」。所以耕地國有不過具備法律上的基礎，授權於官僚組織，作為他們強迫實施政令的憑藉，至於詳細的情形，則無法作全國一致的論斷。土地之為國家所有，並不是立案的原始目的。

　　現存的文件證實了以上的推論。大地主在這時代仍存在著，不過那是例外，而不是一般的情形。逃避稅役也仍無法嚴格的對付。例如賦稅對獨身者有利而對已婚者不利，則絕大多數納稅人全報未婚。可是這紀錄卻也表示一般增加納稅人登錄的目的已達到。八世紀兩個邊防區域留下的文件，在本世紀後出土，其所載也與上述情形相符。

　　【重建社會組織】

　　拓跋魏在公元四八六年頒布的另一詔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壟斷，而構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組織的功效。這詔令以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黨。由地方官指派鄰里黨長，於是政府有其指揮系統可下達於細民。同時新稅則也以一夫一婦為一「床」，而責成其出米二石，布一匹。很顯然的，上述地方組織，賦稅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聯繫。這些法規以一種人為的觀念從下至上地將整個帝國組織起來。

　　傳統中國作者在處理這節歷史的時候，通常著重中國文化的功效，認為中國的文物終能感化異族，使他們效法華夏的長處。當然，以官僚組織治理農村大眾是有其內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創始，這說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經這麼長的期間，才能掌握當中的技術去治理一個華化的大帝國。

　　當四八六年的詔令生效之日，正是拓跋珪稱代王後的一百年，同時拓跋魏在大同設太學祭孔子也有好幾十年了。當中的胡漢聯姻，已使拓跋皇室漢化的程度遠超過鮮卑的色彩。在四八〇年間主要的改革，其決心出於一個漢族女人，她在歷史上被稱為文明太皇太后馮氏，乃是當今皇帝名義上的祖母。她的顧問李沖也是一個熟讀詩書的天才人物，因太后的提拔，從書算手之微職做到御前大官。至公元四八九年太后去世，皇帝拓跋宏才開始親政。他一開始總攬國務，執行漢化政策時，竭盡全力的督促，毫不通融，使當時人和後世的學者同感驚異。

　　四八四年北魏國都由今日的大同遷往洛陽。這城市由於戰事的破壞，至此重新建造。此後御旨禁鮮卑服裝，次禁鮮卑語，凡三十歲以下的官吏必操華語，年紀較長的才給予一段過渡期間，令之從事學習。違犯這條例的可能被貶官失職。胡漢聯姻總是令龍顏欣慰，於是拓跋宏自作月下老，在御座上指派各皇弟應聘各漢族臣僚的女兒之姻緣。最後一個胡人的標記──鮮卑的複音姓──也被認為是化外之物。於是皇帝自己由拓跋宏改稱「元宏」。他也指派一個委員會共同研究，將一百一十八個複音姓根據音節改作單音漢姓。

　　【錦上添花的漢化】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劃時代之舉？其實只是表面上看來如此。他的作為不過承認已有的趨向，或是錦上添花，對現有的行動予以裝飾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貢獻為：重新創造一個均勻的農村組織，非如此則大帝國的基礎無法立足。在這組織的過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後一貫。只因為他們不求急功不計小利，才能避免蹈苻堅的覆轍，也沒有在五胡十六國之後成為其第十七國（十六國之後四個為拓跋魏所滅）。文明太后馮氏和李沖的作為能生實效，也因有以前所做的準備工作。元宏好像是錦上添花，更進一層，而實際則反減損其功效。

　　重建洛陽，只是虛有其表的添上了一段富麗繁華罷了。皇帝對漢人的一面倒，也增加了鮮卑上層階級的憎恨。同時也與既有政策企圖抑制鄉村間的華族相左。元宏在公元四九九年去世，享年三十二。不久北方邊境的不穩，非漢族軍事領袖的悵怨和宮廷內外的陰謀事變，使北魏朝廷處處棘手，如此經過約二十年才分裂為二。

　　倘從微觀的歷史著手，即使寫成專書，也不能將此中的細微末節全部容納而一覽無餘。另一方面，一千五百年後我們以事後的眼光看來，其大致的趨向則不難道出。及至六世紀中期，重造大帝國的低層機構業已在位，大量的農業資源和人力業已組織就緒，可供建造大帝國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紀律的官僚組織，亦即是同樣均勻的結構，不為既有的權益（vested interest）所腐化。只是在舞台上活動的人物，此時此刻不可能明白他們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真切意義。

　　公元五三四年的分裂，由於一位北魏皇帝懼怕部下將領造反，可能逼他退讓或者對他本身不利，於是避難西安，希望當地另一位將領保護他，殊不料反為此人所弒。北魏或拓跋魏本來可能亡在此日，只是東西兩方的軍人尚在裝飾門面，分別扶植兩個傀儡皇帝出頭。東魏自此又殘存了十六年，西魏二十三年；彼此都無實質所獲。最後東魏為高家所挾持，他們終取而代之，稱為北齊（古代的齊國在東部）；西魏為宇文家所得，他們所建的短命朝代為北周（周發於西部）。高家為漢族與鮮卑的混血，他們希望馴伏少數民族裡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紳。宇文家兼匈奴和鮮卑的血統，他們也反對元宏的過度漢化，希望得到少數民族中之領導力量的支撐。

　　實際上這種種舉措已缺乏決定性的影響。當上端仍在醞釀之際，下層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戶口登記和稅收政策已開始收效。於是全面徵兵可付之實施。少數民族中的貴族原挾持著部落中的遺傳力量，漢人世家乃集結多數的戶口，也盡其力之所及，駕凌於地方。至此兩方都失去了他們所能憑藉的力量，而無法左右全局。以上兩種勢力，應對過去三個半世紀的分裂局面負大部分責任。當他們的聲勢日漸凌夷之際，再造大帝國以官僚組織開管制之門，已為時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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