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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1)


  【前言】

  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種合乎當時農業擴張的統治形態,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統治更加穩固。八百年的統治中,影響之深遠,常使歷史學家難於區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還是中國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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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來也難於相信,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講,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雖說他受業於孔子孫子的門人,因之被中國的皇帝和文人尊為「亞聖」,亦即第二個聖人。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傑作《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與法家對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詳,我們只知道他活躍於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孟子》一書,是亞聖言行的紀錄,其中最後一章,縷敘周朝立國後七百年的事蹟。他出生於山東之鄒,在西安之東約七百哩。

  【孟子的政治觀念】

  孟子生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動亂的時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諸侯開始互相攻伐吞併,到最後只剩下一個秦國。當孟子在政壇活動的時候還有十二國。他訪問了當中的一國──齊。齊國的國王剛在軍事上大獲全勝,打敗了北方的敵國──燕。他企圖併吞燕國,又怕其他國家干涉。孟子沒有在戰略上或外交行動上給齊王任何吞併或是撤退的勸告。可是他倒主張尊重民意,因此他給讀者的印象則是,可能時,他會讓燕國國民自決。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現實也不能得到齊王朝廷的歡迎,於是只好前往其他國家,希望有機會效力,得以宣揚「王道」,可是毫無成果。

  然則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說他在提倡現代的民主。他所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乃是針對以世襲貴族治理為數以百萬計的農民的政治體系而言。即算孟子有時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種「公意」,如果把這觀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視作「公眾的權力」,可是他所謂的自決,絕不是毫無條件的自決。嚴格說來,其範圍不外生存的權利。他在「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文句裡已經勾畫著一個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則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為標準。換言之,孟子之為政治思想家,著重「君子」對多數「小人」抱著惻隱之心,而不堅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學以慈悲為懷,甚至以為這種悲天憫人的心情出自人類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樣,認為這種施政方針始自七百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書與孔門子弟的《論語》同為君主時代的神聖經典,直到一九〇五年文官考試制度停止之日,同為皇帝開科取士的不二法門,構成中國歷史中持久不變的「莖幹」。

  以人心維持政府這一觀念,並無特別了不起之處,這觀念也非中國人所獨有,可是不論付諸實施與否,卻被中國的統治者當作口頭禪,前後宣唱達三千年,甚至成為公眾生活理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國家的憲法精義。這樣一來,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說這是中國人的特徵,也還未說盡此中的奧妙,因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內。我們讀《孟子》時,挑選某些章節和周朝立國後七百年的事蹟對照,則當中的關係更為明顯。

  【周民族的發展】

  現存的資料不能使我們確定周民族的來源。他們留下來的一段簡短傳說,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傳統一樣充滿著神話與幻想,可是這傳說不斷的提及農業。周人之始祖契據說自幼就熟悉栽種食物和麻,成年之後成為商朝的農官。直到商朝末年有關周人的歷史才有相當的可靠性。這時候周民族是商所節制的部落國家之一,以西安為中心,在渭水流域擁有農業基地。到商代最後的一個國王期間,周王不是因為他的威勢,就是由於他的仲裁力量,已開始打破局面。不少名義上受商節制的小國家,已開始向周臣服。周之勢力東漸,及於漢水,尤其威脅商在東部平原的側翼。商周武力衝突一開,周王西伯曾一度為商之階下囚,以付贖得脫。

  西伯的一個兒子終能糾集多數叛商的部落國家東征,於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一〇二七年或一一二二年。這不同的日期,由於不同的專家據史蹟考證而有此差異。讀者必須知道:中國古代史裡的日期只在公元前八四一年之後才能確定無誤。因為自此以後,古書裡提及天候星象的變化,可以和外間的紀錄對照。八四一年前的日期帶有推算性質,不能視作絕對的可靠。

  叛商的領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創建的朝代,茲後連亙約八百載,可是他未曾自稱為朝代的創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親西伯頭上。西伯被諡稱「文王」。其為「文」,則是溫和謙讓,有大政治家的風度。他的兒子名發,以後被諡為「武王」,以表彰其戰功,有此先例從此子孫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勝過武功,成為中國政治上的傳統。只不過口頭如此歌頌,事實發展卻不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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