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八章总结(5)

第八章总结(5)

　　不为意识形态包围，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长处。长枪党成立时，本有极浓厚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色彩。可是以后世界局势之发展使佛朗哥看穿无法实现开拓殖民地之美梦，他即主动放弃海外属地，不像荷兰与葡萄牙不识时宜。60年代各种罢工示威运动蜂起，他也决心在1966年将政权的硬度减轻，例如开后言论自由，以议会1／4的席次交由直接选举，使已婚妇女有选举权，法律上承认信教自由，停止长枪党控制工会。最后则指定卡洛斯（Juan Carlos）为储君及他本人之继承人。后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长枪党运动，自是才全面结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历史阶段。以一个法西斯的首脑，能在第二次大战后继续存在，已属不易，而且佛朗哥的专制政体不经暴动即进入民主体制，尤为历史上罕有。

　　然则赞赏独裁者非本书之宗旨。况且佛朗哥的政权在经济管制期间产生黑市，官僚机构中出现贪污狼藉的情事。虽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学生，甚至教会，仍在批判、反对他的政权。佛朗哥放在口头上的救济贫农政策很少兑现。长枪党执政初十年很少有规划农村之事，以后经济情形好转，才逐渐施惠于农民。其重点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国家投资于灌溉及筑林、开拓荒地，放宽信用贷款、维持最低工资。虽有些贫农分得一些田地，但为数不多。而最有效的农村政策，并非将大地产分割为小块，而是组织贫农，将分割得至小此来彼往不便经营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西班牙一般农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当的增进。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农业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准提高（此又由于西欧普遍的经济繁荣），农作物价格提升，同时乡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及国外，减少内地压力所致。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们更觉得有将历史视界放宽放大的必要。在现今国际场合中，西班牙实为小国（面积不逾20万平方英里，不及中国1/15，人口在1936年为2500万，在1975年为3500万，亦不过中国一省）。加以内战以前已经有相当的工矿及商业基础，土地上增进开发的程度则有限。所以整个的改组与其从最下端和最落后的部门着手，完全放弃私人财产权一切重来（这也是当日人民阵线的计划，内战期间他们已在没收地产组织集体农场），不如从中层强制干预生产关系，来得迅速有效。只是两者都束缚人身自由，也都有残酷暴虐的趋向，很难使人事前判断谁是谁非，如是才有内战之展开。

　　内战期间双方战死及伤重而死和在敌后被屠杀者27万人。又经过大变动，战后因各种原因陆续殒身超过寻常死亡率者，与前数合计可能共达90万人。所以西班牙所付代价不为不巨且深。如果这样的牺牲在历史上不是全无意义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改造期间难能避免的痛苦。也像其他内战一样，志士仁人之血与投机分子之血纵横交流。所幸长枪党法西斯体制只为过渡期间的恶毒工具，从未被历史安排作为长远之寄托。今日西班牙汽车制造工业与化学工业不强，而以旅游为各种企业的最大宗，以全国40％的就业人员从事于服务性质之工作。也因为西班牙之历史与古迹及气候暨地理环境，才有此机缘。这一方面表示现今世界经济已超速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人类集体适应于经济趋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诚有如司马迁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综合看来，改组旧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有不同途径，而内中的基本法则只有一个，此即将下层结构里各种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丹麦以割让国土而达此目的，西班牙则被法西斯体制统治40年而达此目的。重建一个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国，不可能解决西班牙内在的问题（从以后法国在北非的经验看来，恐怕只会增加问题）。而只有使农产品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与都市经济对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进入一个小康局面。世事之发展如是，我们只有更注重从技术角度看资本主义，而不以意识形态看资本主义。具体的叙述与抽象的分析

　　本书以资本主义为主题，而内中缺乏将“资本”这一因素的功能与效用仔细琢磨的阶段，恐不免为批评者所指责。可是各章节早已讲明，“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如果我们在当日有机缘插足的话，必会有不同的建议，即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亦较资本主义为佳（前者即见于亚当·斯密笔下。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词又都已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资本虽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点（资本主义之重点在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牵涉到全社会）。

　　同时，将“资本”这一因素仔细琢磨考察，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有如从“价值论”（theory of value）延伸到剥削论（theory of exploitation）。这个办法将千变万化的世事，极端简化为几个能被作者笔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进一步将许多具体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后作者才能将笔下的题材纵横解剖，左右逢源。这种办法固然有它启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经济研究的线索，不过过于接近哲学，不足为历史家的凭借。如近身之事，“婚姻”可为历史题材，因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离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习惯、嫁妆及媒妁之出现都有事实上之根据可供搜索分析。今若舍此不图而另创一种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范作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经证实的事项交与这抽象的观念去权衡，则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识形态，已和历史研究相去至远。

　　这本书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动辄包括数十年，也属于“大历史”的畸范。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图阐释白己的态度。现在不妨重述一遍：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图上实线部分，代表人类之历史，它不过是自创世以来，和下接未来世界当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Kant）所谓“现象”（phenomena），两方之虚线部分则符合康氏所谓“超现象”（noumena）（康德之区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后排列次序。所以我们不能说以上之引证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词。然则在历史学眼光看来，时间亦可以算作一种原因作用，所以称“符合”，不算完全顶冒）。

　　向外之长箭头代表人类之理想，经常有脱离现状的趋势，实际上这种向外扩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牵制，图上以较短之箭头表示之。结果人类采取的路线不外这两种力量凑合而成的总和。只是我们永远无法脱离历史与地理之赋予，纵有突破性的进步，仍只在这弧线范围之内。实线前后的两段虚线，既属“超现象”，我们无法证实，也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推断。人类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们不能强不知以为知。这样写历史，避免落入一个目的论（teleology）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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