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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10)


  沙皇除了任命总裁之外,于3月13日决定亲返首都,他一直没有抵达彼得格勒。一路上他的火车也受到铁路员工阻碍,并且谣言叠出,或称前一站已被叛军占领,或称桥梁已被爆破。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达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约200英里,也是俄国北方军总司令部之所在。翌日他在此地接见杜马的代表,后者劝他退位,同时大本营的参谋长已与七个高级将领接触,他们一致劝皇上禅让。

  沙皇与杜马见面时,据称态度镇静,他自称前一日已下决心,至此让位于大公爵麦克。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后,他仍回大本营。5天之后,临时政府半由顾及他们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软禁,当时的计划为遣放他们于英国,可是这计划一直没有遂行。明年(1918)内战期间,沙皇等被拘禁在乌拉尔山下欧亚交界处的城市,有陷入白军手中的可能,本地苏维埃获得中央的批准,就地解决。尼古拉夫妇、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医生和三个仆人,于7月16日夜间同时遇害,此是后话。

  3月16日杜马领袖聚集于大公爵麦克的寓所内,有人劝进,也有如克伦斯基者严辞警告麦克接受皇位之危险。大公爵与杜马议长商量之后,决定逊位不就。麦克此时手下既无钱无兵,又有铁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动不得自由的经验,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没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只承认了临时政府为合法。事实上俄罗斯在这一天成为民国,只是各界协议之下国体问题留待以后立宪会议解决。于是各地纷纷组织苏维埃。军士独立自主,成立委员会,工人掌握铁道交通、邮政电讯,成为一般现象。以农民为主体组成的村镇委员会,更不受约束。帝俄罗曼洛夫皇朝一向靠传统与纪律存在,这两种力量在10天之内,荡然无存,那么临时政府合法与否,也无从掌握大局,事实上它尚须仰承彼得格勒苏维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铺路。可是俄罗斯究竟是一个横跨欧亚,包含着亿万人民的大国,与德国的战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间也还有一连串意外发展。

  历史资料提到1917年两次革命之间俄国的社会情形,至今读来仍令人心寒。简括说来,就是传统维系社会稳定的系带,此时全被割断。农民认为与地主所订各项合约至此全部无效。地主的产业被他们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独立小目耕农的产业也无可幸免。7月间临时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没收财产,可是禁令自禁令,到头总是无法执行。传教士与大学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与官僚和法官一样被卑视。大学里的会议经常有外界分子渗入。学生决议有权修改课程,干预行政,辞退教员。而尤以军队失去指挥系统之掌握问题最为严重。陆军近卫第二师的士兵被控在前线违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实,可以视作当时军令纵弛的极端情形。

  经过二月革命后,该师各部队组织委员会,德兹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为主席和团代表。他过去是标准军官,4月至彼得格勒开会回团之后态度大变,官兵也唯他马首是瞻。团长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谅解,不能下命令管驭部属。德中尉检查官兵的邮件,他主张与敌兵亲善。他自己已加入布尔什维克,经常与士兵接触组织党支部,却不让其他军官参加。在他看来,俄国与德奥的战争为资产阶级的战争,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5月,该师奉令攻击。德中尉与士兵集会,决定逗留不前。事后军事当局认为,攻击失败,系布尔什维克在阵线中破坏之故。可是另一方面,参加是役之五零六团有官兵3000人,阵亡及受伤的达2513人,虽说死伤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敌炮集中射击。此外各部队逃兵数目之多也骇人听闻。有人估计80万,大概他们将官兵赴后方参加苏维埃的代表算入,另一个估计竟说逃兵有200万。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可是俄国工厂里的工人只有300万,资本家不能出面成为稳定社会之因素。况且俄国各种工矿企业,近乎一半的所有权在外人手中。劳资双方既缺乏集体谈判的经验,二月革命之后,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

  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断。

  这种态度在当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统治之下的俄国,知识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众运动也无从展开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过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对资产阶级也像对沙皇极权政治一样的痛恨。欧战一开始,他就认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应当立即导引改向为阶级战争。并且他将这种宗旨写成宣言,准备叫同志在杜马会场宣读,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将布尔什维克议员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亚。列宁本人此时逗留奥国,也一度被捕,出狱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最后之阶段。所以他不仅相信俄国之解放不远,而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覆没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权政治能代替极权政治。俄国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 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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