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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10)


  纵使其方法非历史性,大半采用自我心理学,洛克已创造了历史。《政府论二讲下编》虽非衙门公告,没有法律的力量,但是它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了有似官方宣言的作用。洛克不是深入透彻的思想家,他的理论根基也半由霍布斯造成,但洛克是广博的思想家。他论说没有霍布斯之唐突,也符合时下绅商及新兴地主之胃口。他更以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的地位提倡宗教上的容忍异端,注重儿童教育之德智体兼长,又讲究修辞学。总之,他以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将当日的各种人文因素拿出来检讨。他因不紧随历史车轮的痕迹,而更有将人文因素中不合时的事物一扫而光的气概。因此他的言论带着革命性格。他的社会契约观念大大影响未来的美国和法国。

  事既如此,为什么今日一般人论及资本主义之思想体系,多首先提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而很少人会追溯到17世纪的洛克?

  这当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乃因“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是后人创拟的字语,初在19世纪间常的使用,在本世纪才普遍使用(详第一章)。也可以说,这一名词刚才提出,资本主义之为刻下的一种社会组织,即已被批判攻击。很多作家将其后端拿出与社会主义相比较。因之这些作家的立场通常带有资本主义的病理家之色彩。本书站在技术的立场,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来看历史,提到历史上之资本主义,因其为中国之所无,不论在其组织程序上或思想结构上,都要把历史倒推回去,追究其前端在西欧封建社会崩溃之后出现的情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他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详第一章)经常批驳与他时间上更为接近的斯密而不论及更前之洛克,而仿效他的办法。也不能因为洛克既是倡导民权之圣贤人物,而必须否定他之为资本主义发言人之地位。

  况且霍布斯及洛克之劳力价值论经由亚当·斯密承受,马克思一方面修正,也在一方面继承,早经历史家指出。而我们根据历史,更要说明凡在17、18世纪之间提倡民权,都有支持中产以上阶级之趋向,亦即都有推动资本主义之可能性。

  人世间常有很多重大情事,好像由领导人物下决心作主,实际上则有其背景存在,成与不成,不能由各个人单方定夺。也有不少发展非当事人良心之向背所能取舍。例如洛克接受当日一般观念,认为奴隶出自战俘,此等人既由战胜者贷之以不死,则供奉无代价工作,也不算过分。可是他呼吁这种处置只应加诸其本人之一身,其子女则应为良民。此种奴隶及于一身说在中国旧社会里行得通,反在欧美近世纪内行不通,因为西方将奴隶投入生产事业,牵涉过大,除非社会下决心彻底废止奴隶制度,否则无改革之可能。洛克这一建议有如废纸。反言之,他的其他建议打动人心,被社会人士奉为经典,并非由于他玲珑心巧,异想天开,而是有客观的社会条件支持。

  英国17世纪之人口,一般估计由400万增加至760万,但是失业严重时,通常有100万人需要全面的或短时间的接济,一般已觉得人口过剩。而自伊莉莎白以来的法律,各教区有负责救济本地穷困人口的义务。因之加强生产效率,增进出口,在当日情况之下只能由私人企业家主持,法制上也只好加强私人财产权。凡此有系统的做法,其成果迟早与资本主义契合。洛克在此时倡导天赋人权,如果他不顾及刻下这种需要,或者甚至违反这时代的潮流,则他先已辜负了权力的用处。我们也决无在300年后传颂他的书刊的可能。

  事实上洛克被称为“辉格党之亚里斯多德”(Whig Aristotle)。辉格党起源于谢夫兹伯里伯爵(详上“古柏”)之反对詹姆士二世嗣继王位,以后也在光荣革命中产生了领导力量,又为英伦银行成立时之主持者,在17世纪末年及18世纪代表贵族地主及商界利益,在宗教上则主张不干涉各人之自由。

  1714年汉诺威(Hanover)王朝入主英国,也就是1701年继承法案所推选的斯图亚特王朝支裔。最初两个国王乔治一世及二世在位46年,时称“辉格臻荣时代”(Whig Supremacy)。乔治一世不谙英语,乔治二世乐于亲自带兵在大陆作战,都不干预政治。政党政治和内阁制度至此都有发展的机会。一位叙述这时代的专家写出:“用不着夸大地说,洛克的政治思想无争论的控制着政治圈,是当时团结力量最明显的线索。”同时,付费公路的修筑正广泛展开,商业信用的发展则扩充到地方银行及小规模的商业银行,显然英国的农村经济已开始与对外贸易并结为一元,全国可以有如一个城市国家样的以数目字管理,因为其一切因素均由市场力量支配,其状况符合本章开始说及资本主义体制下必有之条件。

  如果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在海外的发展,看出其十足资本主义的性格。也在这所谓辉格臻荣时代,英国与法国展开了海外争夺战。17世纪后期以来,英国看待海外殖民地的眼光,大致以其主要商品决定其重要性。其一为西印度群岛,所产为蔗糖。二为纽芬兰,所产为鱼类。三为印度,所产为靛青及印花布。四为北美洲,所产为加拿大之木材皮毛及南方之烟草。五为非洲海岸,所贩卖者为人口。向海外进出的时候,英国避免了西、葡等国家所创设的中央机构,而批准组织了很多公司,授予他们在各地区的专利权,而以军事外交的力量为后盾。这些公司在海外建立堆栈,创设炮台。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之中,战费即由伦敦商人垫借,和约则依商人之意向而转移,而东印度公司更组织军队,与印度的王子订立攻守条约,参与征伐。

  亚当·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亚当·斯密之专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在1776年出版,去光荣革命,亦即本书称为资本主义已在英国法制上奠立根基之日,将近百年,去上述七年战争爆发之日,也已整20年。亚当·斯密之被尊奉为资本主义发言人,大概由于一般传闻他是“私利观之使徒”(Apostle of 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书》作如是说法)。其实亚当·斯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学家,也无意创造一种“坚白同异”的理论,推根究源的对各种事物赋予定义。他倒是决心从现局里,站在技术的立场上,推敲各种问题的由来,而考究不同对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视的私利观也是开明的私利观。大概重商主义推行时,政府采取保护政策,商人获得专利。他认为这种种人为的与做作的办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开放,令其自然,则各个人凭己意卖出买进之间,公平的竞争之际,商业才能合理地进展,全国受其裨益。他也认为金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对象或是商业之目的。在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义和放任政策的态度。此外他对狭义的私利观不仅不维护,而且攻击不遗余力。

  例如,他对当日英国处置殖民地的办法,有很严厉的批评。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种植鸦片,与荷兰人在香料群岛之政策,同属于“毁灭”的性格。英国不许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炼钢,“明显地侵犯了人类最神圣的权利”。这时候,议会通过最高工资的法律,亚当·斯密指斥其为不公平,这样将“最能干及最勤奋的工人,与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他也抗议法庭对工人集会决议不接受最低工资时科以严格的惩罚,而让雇主集议讨论最高工资,显然是对同一事类采取双重标准。

  当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尚未发明,英国社会却已成为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在他的书中反复检讨这社会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议,则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个实质的资本主义发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较的方法来写作。他常说荷兰比英国强,英国又比法国强,所有欧洲国家又都比中国强。此中所谓富强和贫弱,有似于我们今日所谓已开发国家及开发中国家之别。从作者的叙述看来,前者所有的各种经济因素都已组织妥当,高速的和广泛的互相交换,后者则无此情景。

  亚当·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则和劳力价值论(《原富》书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认为劳力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也承认了劳力可以当作商品交换。劳工必须牺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乐”(ease,liberty,happiness)去换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处”。亚当·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状态,劳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以后土地既为地主占有,可以作为工资,先期垫借的制成品又在资本家(他书中称“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价格由三个因素组成,此即地租、利润和工资。以后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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