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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威尼斯(8)


  给劳工低于生活费的工资,迫害劳工,值得有正义感的人士口诛笔伐,但是这种种不仁不义之事,只要它们没有使整个组织垮台,或其运动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致命伤。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理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端在其能继续发展。在这需要的条件之下,不能没有国家法治的维持。意大利大陆上各城市国家的经验,则是无从产生一种政治体系,来继续培养资本主义之成长。米兰在西班牙统治时代,政府组织抄袭西班牙的贵族型式,工业衰退,人口外移。

  在奥国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段时期,经济已有复兴的趋向。政府收入增加,于是将以前典卖承包与人的税收及产业赎回,资本家及商人得到大批现金回笼,但是这批资金多用于购买公债及土地,投资于国际贸易。城中虽有纺织及冶金的基础,却没有得到投资和扩张的机会。针对这种情形,布罗代尔特别指出,存积资本不仅是个数量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继续成长的机会和环境。

  有了以上各种背景,使我们觉得研究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时,专门注重工业资本是不够的。即算考察得彻底,仍只成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回头再检阅威尼斯的情形。她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的工业,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在内部造成有限制性的代议政治(parliamentarianism of limited franchise)(不过,用“议会”[parlamento]这个字称呼立法机构,始自米兰),都替以后较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创设了新例。

  检讨威尼斯的资本主义体制,我们还是从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的三个原则(详第一章)比较容易着手。

  在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时,威尼斯常不是各种方法与工具的首创者,但是她能使各种方法与技术适用于本身的环境。即如在银行业开始活动的时间和活动地区的范围上讲,威尼斯远不如佛罗伦萨,即较小的市镇如路卡和塞纳也较威城占先。可是威尼斯的资金用于本地的商业,不在外国做投资生意,尤其不借款与外国王室,在财政上支持他们的对外战争。这种稳健政策也与威城外交政策相始终。迄至15世纪初年,威尼斯仍避免在大陆拓士,她只以各种方式保障商业道路的安全,向有关各国获得贸易的特权和最惠待遇,与她在海上发展的侵略性和积极性截然不同。

  欧洲中世纪以来,国王私人对国家财政负责,一到紧要关头,需要押当珍宝首饰,向臣民借债又常有借无还,最妨碍信用之展开,威城无此种毛病。1171年因为准备与拜占庭帝国交战,威尼斯曾向人民强迫借款,但是所欠15万银马克,代之以公债、证券得以买卖。1262年又将所有公债归并整理,对证券付年利5%,这利息虽低,但是百余年未曾间断。

  威尼斯没有产生过巴底(Bardi)、帕露齐(Peruzzi)和麦迪奇式的银行家兼财阀。她的新式银行如黎多银行(Banco diRialto)和信用通汇银行(Banco Giroof Venice)出现时,已分别是1587年和1619年,比之银行界先进,已经算迟。其他小银行之产生,有如中国之钱庄,起先在黎多桥畔摆摊子,主要的业务不是放债,而是转账。银行家持有大型的账薄,主顾口头传示,将存款转拨给交易的账户,免于现款出进。照理主顾不能透支,银行不得记浮账,发空头借款,可是事实上如此圆通周转的情事经常有之。威尼斯的好处是地方小,重要批发商和银行家也屈指可数,所以很多事能以非正式的办法对付。如果有人做得过分,只要法庭禁止他到黎多岛,就等于叫他歇业。

  并且威尼斯的信用贷款不集中,更可以使私人借贷普遍展开。天主教不许高利贷的禁令,也可以用汇票规避,如果银行或钱铺将应该接受汇款的日期提前或推后,也可以同时将应付的数目减低或增高,次之则汇票可以买卖转让,因之也可以利用为一种短期贷款的工具,通常为120天。一般威尼斯的借款,年利20%,有风险的借款利息更高,但是由贷方承受风险。

  合伙经商之称colleganza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1/4。一次的商运经常代表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年威尼斯颁行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也要提出报告。

  随着时代的进展,这些组织也有不同的改革。以前合伙经商多是家人兄弟,通常一个驻屯海外,掌管近东埃及希腊和黑海间的买卖,一个留守在威尼斯。1300年后,商人已经无须随船来往,无亲属关系的人合伙经商的情形渐多,海外经纪也多用雇聘,或者以抽佣金报酬,或付固定的薪水。合伙经商组织似有限公司者,所订合同有时间限制,通常有效期为3年至5年。亦有组织一个集团包船或承包整个护航队的船舱,接受其他商客的运费者。威尼斯政府在一般情形下不支持独占,总希望商业的利益让全体公民均沾,但在特殊情形之下,尤其是对方的外国已有政府专利,例如在埃及购买香料,或在亚魁来办棉花,威尼斯商人遵今必须组织经营的财团(cartels),集体和对方讲价钱。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大概十字军东征之后,朝圣的船只经常带信,威尼斯与各地商业消息之来往已无问题。14世纪以来威尼斯商人又经常得到大批关于海外贸易的消息与价格。大概在15世纪之初,威城与西欧国家密切接触之后,参议院每月派一个邮差由陆路传送公文,商人也可以付费托带信件。

  威尼斯参议院有监督造船厂工作之职权,即使船只在厂外建造的,也规定它们的尺寸,因为有时候政府需要出价收买。在多数情形下,参议院组织商船护航队。各船出航入港有一定的季节。护航队的海军提督由统领会同四十人委员会委派。因为其中有些商船尚为政府所有(货舱则已租赁与一般商人),所有船上的划桨手又战时即参加战斗,所以商船队与海军船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1300年前后威尼斯的造船技术有了显著的进步,有杆之船尾舵代替了舷舵,蜈蚣船上的划桨手,三人成为一个小单位,行动较前更为便利。威尼斯的护航队,一般官有民用,开始进出于英伦海峡,往来于伦敦、南开普顿和布鲁兹(Bruges)等处。这些船只带来生丝、棉花、樟脑、硼砂、麝香、食糖等物,而从西欧运回地中海则为羊毛、皮革、锡、白蜡、钵碟、纺织品、黄铜器等等。史料显示,从北欧到南欧,水运费用和陆运费用的比较,是1:20,可以想见这种航行利润之富,不过后来受英法百年战争的扰乱而长期停顿。

  威尼斯对其公民的管制可算严格,可是其种种规定无一不是替她的商业繁荣和前途着想。和其他政治组织比较,她制度里官僚主义的作风不能算浓厚。这也就是说,她不以创造程序、注重形式、满足官僚自尊心为目的。参议院以下各种执行机构,大部分以委员会主持,也有很多政府方面的律师从中协助解答各种问题。

  威尼斯的民法和航海法是狄波罗(Giacomo Tiepolo)为统领时,在13世纪前期编纂的,后来根据商业习惯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又经过多次修正。从时间上看,这创始仍在很多意大利大小城市之后。

  西方近代的商法和航海法虽说可以溯源于罗马法,其中大多数条文是由于在意大利大小城市中经过实际的运用,于11、12和13世纪之后成为各地的习惯法,又透过法国,才被北欧各国接受。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法律对树立现代商业的信用制度有极大贡献。汇票、提货单和信用状能够协商、转让、流通,在法律面前生效,已经用不着说了。像“海损”(averaging loss),“海难救助之求酬权”(salvage claims),“以船作抵押的借款”(bottomry,借方承担船的海上损失)和“船货一起抵押的借款”(respondentia)等等条例,迟至17世纪在英国仍认为是“神秘”,可是在意大利已经通行好几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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