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2)_黃仁宇

漁陽鼙鼓動地來(2)

　　公元七二三年玄宗任用宇文融為「勸農使」，執行所謂「括戶政策」。其原則是現下版籍無名的戶口，若不是逃戶，就是客戶，也不究既往，一律著令自首。登記之後免六年賦調，只是輕稅入官。這辦法成功，「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只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對。難道規避賦役的人戶應當讓他們違法？以免罰輕稅而鼓勵他們自首則是苛政？這問題要根據當日官僚組織的特點解釋。傳統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轄廣泛，實際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壓力，並非循照經濟原則，所以只能鋪擺場面，對數目字無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於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經常體會到鄉村各種情形，而最怕變態，此時誰係主戶，誰係客戶，誰應照原來的租庸調徵課，誰可以在六年免徵，可能產生無數的糾纏。簡言之，這種結構與現代化組織基本不同之處，則是缺乏民間商業的組織在旁督責襄助，擔負其一部行政費用，而責成其照法律條文不折不扣地施行。這也是管制大量的農民，只能以集體的辦法和預定的數學公式對付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調制，至此已發生問題，兼併盛行，人民遷移，版籍紊亂，宇文融的辦法為不得已，但是執行時仍在各地產生不同的困難。

　　可是玄宗後期三十年，戶口登記從七百多萬增至九百六十萬，已經給官僚機構相當的困難，各處文牘山積，很多事項除非高級長官親身受理，無法定奪。而賦稅既增加，則有韋堅的增加督運效率。韋堅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歐洲，必為商業經理能手。他在七四一年任水陸轉運使，於是修改水道，在長安城外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船舶將江淮南海一帶物產分別陳列，駕船人則大笠芒屨，婦女則鮮服靚妝，又歌唱助興，儼如現代之商業展覽會（trade fair）。只是這樣一來，他造成了一個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組織，在現存政治體系之外，也將既有的會計制度弄得文不對題，所輸入的物資則一般為消費品。

　　這還不算，傳統作史者所指摘「剝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楊慎矜和王鉷。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他於七三八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納。他認為各地方政府繳納的實物常有水漬傷破，不如「輕賚」，即是改折珍貴量少的物品交納。即是剝下益上，則其折算價格只利於長安，而不利於交納的地方。而且物資既由常用實物改為珍貴物品，實際已將政府之收入在預算內改作宮闕消耗和賞賜大臣近戚之用。王鉷於七五〇年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領二十餘使。他也繼續楊慎矜的辦法，並且某項賦稅已經被蠲，他又獨斷地徵取腳費，結果他在長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資。唐制雖內宮妃嬪也有官階，她們的脂粉費也同於薪水，經過王鉷的經理「歲進錢鉅萬」，「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經過政府過目了。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則是此時大批商業沒有展開也無法展開。水道交通既為政府壟斷，幣制也未上軌道，各處發生「錢荒」，私鑄濫鑄的銅幣又禁不勝禁，執行商業的法律則更談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於這商業真空狀態之所致。所以他們都要在長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個「勸農判官」巡行各地，韋堅的「綱典船夫」也牽扯到糾紛裡面，王鉷既兼各項「採訪使」「戶口色役使」「和市和糴使」和「黜陟使」，實際已並司法立法行政政權於一身，等於刻下西方所謂「經濟沙皇」（economic czar）（但是歐美的經濟沙皇只管到一時一事）。所以他衙門內「文書叢委，吏爭入示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他們既另製造體系，凡事靠己意決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則必與一般官僚衝突。

　　在玄宗後期任宰相達十九年之久的為李林甫，此人被稱為「口蜜腹劍」，只是他作事按照條理又體順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書令和左右僕射都是宰相，原來有委員會的形態。但是李林甫以右相總權，有壟斷朝政的趨勢。於是在公私上下之間和諸人發生嫌隙。當玄宗流連荒亡之際，朝中產生了無數離奇的案件，涉及術士、私婢、外戚、邊將，更因韋堅牽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擯棄玄宗之意，引起太子與韋妃離婚以明心跡。因楊慎矜則提到有恢復隋朝的陰謀。結果則除宇文融早死之外，韋堅被謫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殺。楊慎矜和他兄弟都賜死，王鉷也因為他兄弟造反而賜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後牽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與諸人衝突，卻不能重新創造一種官僚集團的體系。唐朝的財富，在民間經濟系統之外，去勉強地支持一種以皇室為主體的城市文化，雖有大量資源卻無合理徵集分配的體系，其結局仍非國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長安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孫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舊唐書》說他「京城邸第田園水磑盡上膄」。《新唐書》也說他「車馬衣服侈靡」，又「養君欲」，使「主德衰」，更把他列入「奸臣列傳」，可算是盡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卻始終沒有指出中國傳統社會裡的一個技術問題：此即是政治系統早熟，缺乏結構之縱深與應付事態的靈活，只能從一個低水準的環境內使國家進展到小康。一至人文發達，經濟突破某種限度，則無所措手，只好說「言利」之臣都是壞人。而且「聚斂」之所得也確是胡亂花費，珠玉亂撒固然是誇大，但是據說宮女多至四萬也是駭人聽聞。

　　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也承襲到這一局面，也與皇太子即後來的肅宗有嫌隙。在馬嵬驛的龍武將軍為陳玄禮，他則與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為上皇，讓太子創造一個新的局面，而不願皇帝入蜀受楊國忠的擺佈。只是他縱容軍士造反卻不能說及這許多周折。另一方面則安祿山的反叛由楊國忠激成，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則是楊貴妃的裙帶關係，事實顯然，而皇帝的荒怠，更無非「內蠱艷妃」。所以連白居易的詩也要說漁陽鼙鼓所驚破的不是軍事計劃和財政預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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