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2)_黃仁宇

武則天(2)

　　她的政權，既為她本人及她親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親生兒子也是敵方爭取的對象，則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顯與韋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來使出自武后，則很惶恐的以為是母后要賜他自盡。另一個兒子所謂章懷太子賢的，可能被她親信所殺，出自武則天的旨意與否無從查證。還有一個兒子早死，剩下一個兒子李旦，縱要他做皇帝他也不敢出面了。以後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緊，也逼得很多李家親王造反，因之才將他們誅殺殆盡，只有一些年輕的孩子流竄嶺南才被倖免。這類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凶狠性格，一方面卻也是很多複雜因素一時蝟集之所致。她的特務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時的產物，其目的也是要讓朝中人物於逆順之間分別去留，甚至對她盡忠為國的狄仁傑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發展，很難在她武曌武則天和唐朝的「順聖皇后」的人身經驗中找到前後一致的邏輯，而只能在這政治環境裡看出為一種超過人身經驗的運動，有其來龍去脈。

　　所以武則天也要去製造她的邏輯。她發覺自己之為唐朝的皇太后已經不能控制眼下局面，即令兒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一身挺當，「革唐命」，自稱武家源出於周文王，本身為「聖神皇帝」。好在《周禮》這樣一部有假歷史的經典，充分地表揚著中國傳統裡國家之為王者稟承自然法規一手創製的烏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例如吏部與天對，戶部與地齊，禮為春，兵為夏，刑為秋，工為冬等等間架性的設計和一種美術化的趨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無形中倡導眾生平等，男女也沒有基本的區別（但是她仍提倡孝順父母，在高宗時已經禁止父母向僧侶行禮，龍門石窟的佛像也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雲經》，則可見得大周皇帝雖為女身仍可能為彌勒復生。

　　武則天引起歷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於雖出於很不利的條件之下，但她的作為仍能成功。她做皇后二十八年，皇太后七年，茲後又以本人名義做皇帝十五年，除了因她自己而產生的問題之外，國家也未遭受過重大的變故。她在六九七年誅來俊臣之後，統治已比較和緩。中宗的復辟，僅有極少量的流血。所稱「社稷宗廟陵寢郊祀行軍旗幟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閣官名並依永淳以前（公元六八二年）故事」，就輕而易舉，可見這些名義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則天作大獨裁者的工具，並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則天是否麗質天生，今日已無法分辨，一個簡捷的說法，則是她的才貌識見都不能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讒，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當初奪取權位的一種手段，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後的作為所壓倒。我們要確定她在歷史上的地位，還是要考慮到她的時代和環境。而她的長壽，則比她的相貌及膽識還要重要。

　　公元七世紀的下半期，可以視作以隋唐宋為門面的「第二帝國」的一段調整與重新配備的時期。第二帝國由拓跋民族強迫的將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為農業社會，先組成一個北魏政權的核心，由山西擴大至河南，更貫穿至陝西。其前身經過北魏北齊北周各階段，都離不開胡人漢人的政權，採取「周禮式」的書面設計控制著極大數量的小自耕農的姿態。所以三長制、均田制、租庸調製及府兵制的著眼，都不外以一種極簡單的數學公式管制經理成千萬的人口。第二帝國之隋唐，承襲了這體制。它們遇到了最大的問題，一是因為國土擴張，需要將這種原始組織由黃土區域及華北平原，推而用之於地形複雜，土地所有錯亂，物產和交通迥異的地區，其行政原則過於簡單，而其企圖操縱的對象則過於繁複。

　　其二則是少數民族之酋領與有門第的漢人聯婚，經過北朝各階段，成為一種新型貴族，也有壟斷朝政的趨向。旁的人不說，李唐王朝本身，即受這遺傳因素的影響。如太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長孫氏，即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人歷經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為長孫。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承乾，也是長孫皇后所生。他就喜歡作突厥語，用突厥服飾，行突厥風俗。武則天自己的母親楊氏，也與隋楊為一家。隋煬帝尚有一個女兒為李世民之妃。而隋煬帝即出自獨孤氏，也是鮮卑大姓。當時朝中人物類此極多。高宗之舅長孫無忌已如上述。這種新型貴族不僅與下面以文官組織統制大量小自耕農的體制格格不入，而且牽涉少數民族因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長孫無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說他是「王莽司馬懿之流也」，其原因已非只一端。

　　又魏晉南北朝以來漢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區造成一種超過政治威權的社會力量，至唐初仍未收聲斂跡。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壓倒「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猶昂然以門第自負」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大官如魏徵、房玄齡和李勣仍與這些世族聯姻，因之他們「舊望不減」。因之高宗又於六五九年降詔不許十一個世族子弟自為婚姻。

　　這些條件，概括武則天登場前後的背景，所以她執政五十年，也包括為高宗之后的一段，實在是和亟需調整與重新配備的第二帝國相始終。

　　如此看來，我們更要體味到Denis Twitchett在《劍橋中國史》裡所說，太宗李世民的經營實係人身（personal）政治，而非經制型（institutional）的政治。李治與武則天，自稱「天皇天后」，才將一個暫時體制，改變而為永久體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頒布《五經正義》，又於公元六百五十一年頒布新訂的律令格式（根據太宗遺詔，以永徽律代貞觀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陽為東都，已經有與民更始的姿態。以後更次曲阜，幸孔子廟，詔各州縣修建孔子廟，又同時繼續南北朝以來的趨勢，大規模而有系統地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歸一」的體制，在當日算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只是時日久遠，我們現在已不容易想像其深切的影響（此點與近代中國受西洋文化影響相似，所注入的新見解，也使一般人士擴大其視界）。

　　唐朝政治與以前不同之處，則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導組織，除黔中嶺南閩中之外，州縣官亦由吏部補授。錢穆提及東漢士人，則說他們道德觀念窄狹，講到唐朝則說「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雖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兩者之間不能沒有共通的關係，否則就不會在前後之間產生這樣一個大的差別。佛教已為少數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禪定迎合知識分子，也能以淨土往生引導俗眾，就容易在「官倍於古，士少於官」的條件下，發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虛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這許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為政府宣揚而普及化才能在彫版印書、教育比較普遍、水上交通展開、士紳階層（gentry）活躍的時代內，作為新社會的一種精神上的支持。我們無從「證明」如果沒有唐高宗李治與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繼續遣派下級官僚到廣泛的地區去上任。只是反過來說，要是這些官僚又都像東漢名士一樣，個個以窄狹的道德觀念當作社會秩序的根本，並且以私人的意氣當作法律執行，則整個組織也就會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除「謀反」株連到自己親屬，又繼以武后大批殘殺帝裔及大臣，即不論公平與否，也不論與他們當時行事的動機是否相關，因而產生的一段結果則是給朝廷貴族階級一個大打擊。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幾百家，官僚中則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並且子孫又不許參加考試，則在武后主持國政的五十年，中國的上層社會必有一個劇烈的變化。

　　設銅匭告密，不是我們今日所能稱羨的事。只是當日一般官僚，確也是需要整肅。譬如高宗時，劉仁軌言，州縣每發百姓為兵，富者行錢則免，貧者則徵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殘（也可以見得府兵制只有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時廣州都督路元叡為南洋來的外商所殺，中國的紀錄也都說是因為路的僚屬侵漁番舶，向官廳告狀的番商反被枷繫。又經過武后的一段嚴厲地懲治，到她末年，還有文昌左丞（內閣總理）宗楚客兄弟犯贓。他們住宅的崇麗使武后的女兒太平公主都嘆說：「吾輩乃虛生耳。」而最令人髮指的則是河北官軍不能抵抗契丹保護人民，一到寇退官廳又抓著百姓以通敵論，動加殺戮，只有狄仁傑才能將這些事情報達武后。所以從各種事蹟看來，唐初大規模的組織一種官僚制度，遇到無數技術上的困難，其癥結則是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紀律。環境和事實都企盼一個大獨裁者出現，武則天適逢其會。

　　武則天雖不是首創殿試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經常策士，不較門第。她精力又強，很多官僚既被誅殺流放，則必要人補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說她在位時代，「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可見得新進人員之多。即以高宗時代的情形而論，官員之入流者一萬三千四百多人，每年吸收新進人員約十分之一。如此給她操縱經營好幾十年。則單只人事安排一項，也可見得她力量之大影響之深。

　　武則天（或武曌）是傳統政治非常時期的一個特別人物。我們很容易從她的事蹟中看到當日中國之形貌，卻不容易在同樣情形之下窺測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們從現存資料就不容易斷言她的性生活（與之相反，凱撒琳的性生活則非止傳聞，有醫生的證據見諸書端）。武之引用張家兄弟，給他們的名義為「控鶴監」和「奉宸令」，有將唐朝典闈女史的官職翻一個面的形勢。她甚可能以為自己以女身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則這類事只能由我們揣想。她對朱敬則的反應，也有一種倔強的神氣，好像說對這些批評，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從一起時，「嘲笑公卿以為笑樂」，則看出她應付官僚人物半個世紀，已把他們的弱點完全看穿。

　　武曌製造了一個新的官僚集團。她在成功半由於在高宗時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勢，但是也歸功於她實際了解到官僚機構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團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話的傳說（myth），用為操縱大權的根據。既為神話則沒有人能對之十分認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間捧承這出發點，即給絕對皇權以公通的支持，則已使之無可疵求，不能侵犯。在這條件之下，甚至以后為帝以唐為周亦無不可。她以「河圖洛書」的神秘安排，「萬歲通天」等響亮的年號，再加以「齒落復生」等不會老的奇蹟，去培養前述神話。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認歸根到底傳統政治的真面目，則不外實力。她對吉頊說出制馬有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鞭之不服則檛其首，檛之不服則斷其喉。就此她也承認她自己對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這套蠻辦法。不過那時她已快八十歲。一方面她已感覺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方面也是她經營的新文官集團已經奠定了相當堅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鐵鞭，間用鐵檛，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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