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纽约，纽约(11)

纽约，纽约(11)

　　在这个研讨会的例子中，泰德亲自打电话邀我与会。他已经越过中线来迎合我，百般顾虑我的感受，其容忍程度已超过对他的同辈。他召开10月的聚会时，我又再度发言违背他的期许，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不如这么说吧：我们看待中国的方式，不妨类似19世纪初当代人看法国的方式。如果法国已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德性共和国、11月反动、拿破仑战争、滑铁卢和维也纳等事件，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研究传统的法国治国之道时，不可能再沿用平凡传统的方式。历史学家非常可能先修正标准，而后再切入主题。他们势必准备好要清除所有的智识障碍和困难。如果我没有对狄百瑞提到应该如何修正我们自己的标准，就是不忠于视我为友的这位同行前辈。在2月的聚会时，印地安那的林恩·史楚夫（Lynn Struve）建议，在讨论传统的治国之道时，我们应该看陈子龙。在杰克·朗洛伊的提议案中，他也提到这个名字。

　　10月，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又说：“我们应该看陈子龙。”陈子龙是17世纪的学者，和其他数名学者合编《皇明经世文编》，收录四百二十五位作者探讨明代公共事务的文章。我简称此书为《经世文编》，书目中缩写成CSWP。我自己有这套书，共三十册，虽然没有从头读到尾，但也全部浏览过。在我的税制专书中，我引用过一百二十五次。即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比较通俗的书，也提到三十二次之多（中文版合并成二十六次）。我必须指出，选集本身并不足以扩展历史学家的视野。文集的内容漫无章法，多篇文章相互矛盾，有时甚至单篇文章就自我矛盾。如果我保持谦虚，不发一言，等于是欺骗这群人。

　　然而，在这次会议和尴尬处境两年后的今天，我写本章的目的不再是证明自己的正确。隐私权姑且不论，我请泰德以人文历史学家的身份考虑以下主张：我们的史学必须超越所有的组织原则，高高在上。如上所述，我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归功于他的启迪。狄百瑞指导我写倪元璐的专文时，写过多封长信对我解释，中国的哲学家很少主张纯粹的唯物论或唯心论，他们大多两者兼具。这番见解指引我以“阴”“阳”的观点来阅读明代的作家，后来再发展成心理和社会学的层次。我和泰德之间存在许多小差异，读者不一定有兴趣，但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关连。不过，我们意见一致之处却和历史大有关系。我的大历史主张似乎带着傲慢的色彩，但我们可以遵照经济学家的榜样。他们提到总体经济时，指的是缩减过、基础的、原始粗糙、简化过的经济学，通常不需要受过数学的训练也可以学会。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国历史的类似综述。从我在纽普兹教书以来，这念头就挥之不去，我也为此赌上一切。

　　美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综合视野，部分原因出在现行的学院分工制度、学界的许多传统和习惯以及主要大学间的竞争。我在普林斯顿时，企图说服参与《剑桥中国史》明史部分的同行，从跨学科的途径来建立更扎实的观点。我的努力不成功，我的胆大妄为反而绷紧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使以费正清博士的威望，也无法改进此局势。在《剑桥中国史》中，由他编纂的现代史部分欠缺凝聚力，“无论是在内容或表现方式”，这是黄宗智在中文期刊《读书》所发表的评论。黄还预测，这部作品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论是对学术圈或一般读者。曾担任《亚洲研究期刊》编辑的罗伯特·卡普（Robert A.Kapp）博士指出，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对这一行的知识产生重大贡献，原因是“专业和企业要求互不相容”。

　　但是，根据我和数位资深汉学家的接触，我更加肯定，对中国的论述一直让美国人很困扰，因为这个主题多少带有道德内涵。也因此，中国必须被视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还有一项因素导致左右为难的处境：美国人不愿修正自己捍卫自由民主的形象。《独立宣言》和《盖茨堡演说》虽然提供美国所需的组织逻辑，但就技术面而言，我们一直在实施修正过的凯恩斯经济。即使两者间的关系真实确切，美国的自由民主仍带有地理的印记。美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从普利茅茨殖民区不断往西扩张，疆域包括大湖、平原、草原、山脉和沙漠，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即使在凯恩斯爵士出生前，许多美国人就已经发现，扩张经济的前提是人口持续增长、自然资源用之不竭、明日的币值比今日的缩水。最适宜的条件被淋漓尽致发挥，加上信用扩大、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集结等商业技巧，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前，这些都已应用于英国的农业。两者的愉快结合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经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义的扩张在各国遇到大小不一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亚洲大陆，因为亚洲人口过剩，又背负沉重的文化传统，都和现代经济法则相抵触，妨碍上述条件的运作。时至今日，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想抗拒杰佛逊揭橥的理念，但中国却承担不起美国经济特有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这个理由，杜鲁门和马歇尔才宣称对中国采取“放手”政策。最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重塑中国老巫婆的形象。然而，虽然他一再阐述，但《苦海余生》（China, Survival in Bitter Sea）的结论仍然显示同样的见解，只不过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理想的完美境界只是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其具体实现必须混合一国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并受制于这些条件。其症结在于，所有国家的共同点不在意识形态，而在经济或数字。有了这层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我们今日面临的奋斗，大多仍是七百年前事件的延续，当时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将他们的货币管理技巧西传到荷兰和英国，这些技巧终于被采纳为管理的基础，也就是今日所称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反美国主义大都起源于对美国经济势力的恐惧，害怕的是美国的民间部门，而非政府部门。美国企业虽然外表看似毫无恶意，但却复杂善变，竞争意识浓厚，其严密精细就足以让开发中国家惴惴不安。

　　整体来说，美国企业是全世界势力最强大、最有效力的利器。但是，开发中国家对这些挑战的因应，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即使一开始可能产生仇外和退缩的心态，但最后还是要从中制造出防卫机制，以便和挑战者在互惠的原则下从事贸易活动。这种倒退的运动即使倾向回归过去，但却有机会从文化传统中找出特定的组织原则，以利再度运用，成为采纳货币管理的础石。即便在过程中的平等主义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廓清一切可以消除不平衡，替新秩序创造出可以运作的基础，如果继续强调平等，可以使新的上层结构紧密接触下层结构，否则就会像已开发国家一样，必须从先进部门征收所得来补贴较落后的部门，但这已超越开发中国家的能力。

　　我认为这个全景非常令人兴奋。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完成清单上的每个项目。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延长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即将告终。想到这一点，我历史学家的身份便有所寄托。回顾过去，我可以用尘埃落定的态度来检视整个中国现代史，其中心主题是文化导向的社会转变成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况就像是徒有骨架没有装潢的结构，挤满迷惘的住户，但这现象却没有阻止我看出希望所在。最有力的证据是，对法律的需求成为目前的共识。沉迷于权力的革命分子不可能讲出这种话。

　　同样给人无穷希望的是，人类的全面历史可能已经在望。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驳斥马克思派乌托邦式的想法，也就是社会将没有阶级之分，国家将萎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扬弃美国化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习俗可以成为未来全球的标准。无论在哪一类情况，原先的假设都太过粗糙简单，离事实太远，但对明显价值的崇拜将使历史走向目的论的直线进展。我写本书时，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我承认这种写法并不容易，显然造成本书有许多缺失。）我此刻建议，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向内的箭头和它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

　　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此外，人类历史中能够被确定的部分，正如康德所说的，符合我们认知心灵的主要架构，也就是图中的实体部分。超过可能经验的领域被康德称为“物自身”，属于不可知，就是图中的虚线部分。部分读者可能喜欢界定为神学史，属于信念而非知识的范畴。我们可以借此避免以目的论开始历史，同时也可以避免以救世主的保证来终结历史。这个主张可能造就“宗教与政治的国际性分离”，透过学术手段来达成。

　　我对中国的大历史观念当然不是人类的全面历史，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放入图中的实体区域。这张图表有何实际用途？这是能够支持我主张的唯一逻辑方式。

　　现代中国史牵涉到从伟大的文化传统转型到世界经济大国之一，其起点和终点都相当清晰明确。检验鸦片战争前的情况时会发现，执行全国事务时大多只是敷衍了事。以石头起造贞节牌坊仍是政府的有效工具。执行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社会价值。官僚由诗人担任。皇帝并不清楚税负的确切数字。所有的财政单位都不过是粗略的配额，经过地方官员的扩大和压缩。把焦点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会发现，国务院下设许多部门，有一半和经济相关。法定货币人民币是现代中国唯一成功发行的全国货币。全国生产的主要商品全都由政府来购买和重新分配，农业税除外。只要经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可得知，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达成本质的转型，转变并非在一次或一代之内可以完成。但今日却没有任何学术著作以统一的主题上溯这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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