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英国(10)

剑桥，英国(10)

　　正如《中囯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的前言所透露，李约瑟博士进行这项计划时，依赖的是他的经验和所受训练——语言学、技术、历史和哲学——的总和。一开始他就保证要牺牲个人，全力投入。草率的作家可能以为这部巨著是翻译上的持久努力。对于他所投注的心力而言，这绝非公允的论断。西方人士习惯从字母变化中衍生出字的排列组合，但语言工具一旦转成表意文字后，两种类型的语言之间没有刚好对等的句子或段落。多半在鲁桂珍的协助下，李约瑟必须从头开始，先确定中国作家的原始概念，回溯他们的逻辑所在，才能拼凑出其根据，这时他才能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评估该理论，有时还必须补入自己的知识。我只能想像，头几个案例一定很艰难。但一旦打破僵局，他可以轻易以同样的技巧施用于其他案例及人类知识的其他层面，其兴奋就像一个人独自在整个大海里游泳一样。因此每项工作都是挑战的经验，每天的探索都是新的学习过程。

　　作者扩大和丰富自己内涵的速度比读者还快。李约瑟很有风度，并没有修改内容简介，仿佛把它当成具有约束力的合约。同时他又像举重选手一样，总是负荷过重，因为这是他满足自己不断成长的好奇心的唯一方法，也是胜过自己——他唯一的竞争者——的唯一方法。有愿意配合的出版社和现成的读者支持他，他的焦虑是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在《真诚的信徒》（True Believer）中所说的，无尽的机会让人感到挫折。

　　李约瑟的计划一开始像是家庭工业。“德尔菲，”他说到他妻子：“就我所知，是唯一看完我写的每个字的人。”这句话提醒我们，就丈夫的生产力而言，妻子的奉献程度值得激赏，尤其是想到李约瑟作品的厚度不是以英寸来计算，而是以英尺、甚至以码来衡量，所需要的家人支持和热心已超过普通的水准。她的妹妹穆瑞儿·莫以尔（Muriel Moyle）随时待命，准备编排索引。

　　鲁桂珍更不只是姊妹而已。虽然李约瑟有数名约定的打字员——由朋友和同事的妻子兼职担任——但他不时会自己打出一份目录，立刻可以送交排版。有一天鲁桂珍告诉我，院长和彼得·薄璧吉（Peter Burbidge）在一起。薄璧吉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印务经理，李约瑟称他是“另一个我”。两人从一叠照片中挑出下一卷书的插图，李约瑟当场撰写图说，薄璧吉将图片和名单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就这样跳过整个编辑群。他们事事自己动手，对在美国进行集体研究计划的人而言，真是一大挑战。在美国，研究计划会养一组打字人员，办公室的讯息要靠对讲机来传递。直到近几年，内部作业的生产方式才稍有改变，例如让何丙郁教授和纳森·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撰写相当分量的炼金术章节，我自己的部分也属于例外之列。但院长几年前就借书信往返替我的任务热身，我推断他将这项计划视为个人风格的一部分，就像他最喜欢的领带或是他头上戴的贝雷帽一样（他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

　　李约瑟长得方方正正，宽肩阔胸，恰好搭配长腿和超大尺寸的脚。如果没有他的满头华发，他的高大身材也不会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他的银发不但有画龙点睛之妙，而且让他有时令人望而生畏，有时光彩夺目，完全视他何时工作何时休闲而定。

　　我开始在K-1看书时，不免对他产生敬畏，他的存在带来专心一致所产生的压迫和紧张感。这情况只能以下列方式比喻：在奥伯瑞路的那一端便是剑桥大学城的尽头，但路上没有任何告示。路的一边是相连的红砖屋，另一边种着成排的白杨树，再过去即是开阔的麦田，景色的转换十分突然，毫无过渡地带。李约瑟的情绪变化也同样快速。他开始工作后，就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他专心过度，显得严厉冷峻，全无笑容，连悠闲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一天中唯一的休闲是在固定的下午茶时间。和他工作习惯并称的是他的节俭和有条不紊。他会把桌上纸张没有用过的部分剪下，存成零碎纸片，没有用的信翻到背面再利用。复写纸即使已放进打字机上使用多次，也都整齐放回盒子中，丝毫没有皱折。他的铅笔无论是黑色或彩色，全都一起放在桌上或书架旁，方便随时取用，但其中没有一枝破损，没有一枝会掉到地上或夹进书中。书籍当然更是整整齐齐放在书架上，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永久固定位置。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鲁桂珍博士如此辩解。也许是吧，但纪律不会让我的日子更好过。多年来我已养成一些坏习惯。我喜欢在身旁放个杯子，看书时不断喝茶。看了一阵子之后，会自动把椅子往后推，双脚就自然而然搁在桌上。我还喜欢在房间内踱步。我需要思考深思时，总会想离开研究室，到市场坡（Market Hill）去看小贩卖花椰菜和瓷器。也许我最恶劣的习惯就是浪费纸张，这是我少年时在中国就养成的恶习，尽管当时物资缺乏。现在人处富足之邦，只要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句子看不顺眼，就很有冲动想把纸揉成一团，沿着抛物线丢进字纸篓。在制造出一张完美的纸张前，这个过程可能会重复数次。但在李约瑟的研究室内，我必须完全压抑住这个冲动。我怀着妒忌的心情看着他在打字机上构思演讲稿或文章，仿佛他是大厨根据牢记于心的食谱来做菜，又像是钢琴家熟极而流弹着最喜欢的协奏曲。过程非得快速不可。他的字纸篓总是干干净净，我不明白他为何还多此一举放置字纸篓。

　　幸好我们的研究室之间有一段距离。在平常的日子里，李约瑟博士用的是凯思学院院长室里的书房，和K-1、Κ-2隔着草坪呈对角线相望。Κ-2放置医学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由鲁桂珍博士使用。李约瑟每天来和她讨论，有时一谈就好几个小时。对门就是Κ-1，放置一般参考资料、社会和经济史书籍，通常只有我在使用。李约瑟一天会进来一两次查阅资料，总是希望我们彼此忽略对方的存在。我书桌一旁有另一张桌子，但他很少坐下来。

　　李约瑟博士担任院长的职责大半属于仪式典礼性质，这个地位本身即含有象征的影响力。每当他不在时，侧门总要立刻上锁，而正门也关闭，只在大门上开一小门。我只能想像，此等惯例一定是沿袭自中世纪，当时年轻的大学生吵吵闹闹，一旦采取防止滋事的步骤后就形成惯例，其间没有人出面建议废除或修正。但从不同的角度视之，遵照现有习俗的习惯也有其目的，清楚显示权威何在。同样的，教职员和学生遵行的许多惯例也不一定毫无功能，这些惯例确定了井然有序和纪律。我一开始就觉得这一切非常有趣，但受邀参加各种场合时还是担心自己会出错。美国学术单位缺乏传统，向来为英国学者所鄙。有一位凯思的研究员就对我说：“你们就是我们所说的——速食大学。”

　　李约瑟博士多次邀我在学院餐厅用餐，我是唯一没有穿袍服的人。但身为院长贵宾的我却坐在他右席，上菜都比别人早。院长以拉丁文说完祈祷文后，全体在烛光下用餐。我们和教师坐在主桌，享用烤牛肉和葡萄酒。大学生离我们十英尺远，菜色不及我们，而且只能喝水。用完甜点后，所有主桌的人鱼贯离开，到吸烟室喝咖啡和烈酒，开始社交时间。我必须紧跟着李约瑟博士行动，其他人再跟着我。

　　我们从美国大学毕业时，校长照例在毕业典礼宣布授予我们特权。多年来我一直对这种空洞的承诺感到不解。在剑桥，我终于了解，特权的确存在。身为院长的李约瑟博士后来让我有权使用学院的自助餐厅，这有别于正式的学院餐厅。然而，院长之下的学监却正式行文，授予我这项特权。我每一学期还可以免费用餐一次，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庶务长还替我设了一个记账户头。顺带一提，庶务长在美国无疑应被称为管财务的副校长，这位庶务长是退休的空军副元帅，相当于美国空军的中将。十年来，我仍然每年收到凯思学院的年报，受邀参加校友的年度聚餐。我可以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学术单位的一分子，虽然只是边际分子。

　　李约瑟毫不考虑就使用他的大特权，也就是只有他能踩凯思学院的草坪。他从院长室到侧门旁的Κ-1时，总是大踏步穿过草地。由于他这种时刻都不打算与人对谈，跟在他后方的我确实不知如何是好。因此我决定跟着他踩草地，而不自己绕路而行。直到今日，我还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不过，院方人员从来不曾指责过。不可思议的是，抗议竟然来自于观光客。一车又一车的游客来参观凯思学院时，眼睁睁看着我们践踏草坪。草地像地毯一样，又厚又光滑，刚刚修整过，没有一丝杂草，让人忍不住想踩上去，看看是什么感觉。导游必须加以制止。被责备的观光客就会指着我们两人一个高大、一个略矮的身影，在草坪上扬长而去，询问导游何谓不准践踏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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