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5)

剑桥，麻省(5)

　　如此一来我的问题已经确立。手上还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资料，我认为对诠释中国现代史相当重要，不想予以增添或删减。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呈现的不过是一堆混乱，如何说服其他人，甚至是我自己：这些资料值得一提？

　　住在奥浦兰路的最后一星期中，我大幅重整我的思路。我帮格尔打包，减少去办公室的时间，还经常陷于沉思。我不确定新的念头何时出现，但一个新的起点已经成形。

　　严格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财政，在明代并没有对等的组织。当时只有“文化财政”，可以加以扭曲、翻转、缩减及操纵，以达成政府经济直辖领域之外的特定目的。只要不舍弃制度的基本特色，就不需要精确管理。因此，历史虽然充满例外和修正，但不曾真正彻底重整，看起来就像是一连串依年代先后排列的事件。我努力把素材挤进符合学术出版规范的模式时，零零星星的资料拒绝被挤入架构中，我也无法完全掌控。现在我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它是有机体，功能必须先于解剖。我应该要读者先看到行动，再阅读技术上的细节。导论中应该放入一个特定的案例，稍后再解释术语。部分结语必须往前挪，不必全放在每一章的终结。叙述和分析之间没有严格的划分，行文可以夹叙夹议。我试过几回。如果第一次谈得不够多，应该毫不犹豫再说一次。总之，这是借用新闻报道的技巧来写制度史。

　　新方法奏效，我似乎已打破僵局。一旦克服笨拙的感觉，整理紊乱的线头显得容易多了。过去数年来我写下成堆的笔记，累积的素材足以驱使我继续写下去。

　　我很清楚，我和费正清博士推荐的专家之间，仍存在尚未解决的歧见。我对格尔说：“我们先把草稿写出来再说。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自成一格，费正清会原谅我带给他的所有困扰。如果我写不出来，所有的争执会显得糟上十倍。”9月，研究所转给我该专家的另一封评论信，他继续把我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费正清在附函中表示，他充当批评家和我之间的调停者，或像是很有耐心的主管，希望两个爱吵架的下属可以彼此相让。我必须挪出时间回信，替我的立场辩护。幸运的是，我从此再也没有收到这位评论人的消息了。

　　从这时起，工作速度成为最重要的考量。为了每个月能写出一章，我忙着构思、打字、修订、自行编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我不看电影，不出游，不外食，每天轮流以咖啡和中国茶来提神，午餐和晚餐都是由格尔亲手送达。几个月下来，她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餐桌，因为已经变成我的工作台，放置打字机、索引卡、成堆的书和纸张。我没有时间和杰夫玩。他坐立难安时，格尔就带他出去，省得我分心。真好，当时每加仑汽油只要三十五美分。她常去邻近的购物中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接触，我们尽量远离纽普兹市中心。除了我们的隔壁邻居以外，我们认识的人大多以为我们还在剑桥。我延后所有的例行活动，甚至包括看牙和理发在内。我的工作服是睡衣外罩浴袍，夜深和衣而睡，累到懒得脱下来。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早上我开始打字时，很怕惊动邻居。不知不觉间，字纸篓已有三、四页不要的纸，斜阳已照到庭院，附近的儿童放学回家，嬉闹之声不绝于耳。

　　从那时起，我开始替费正清博士不安。我造成他的困扰，是否我也有错呢？当然，他对我向来大方仁慈。在我到剑桥前，严重低估这项计划的工作量。根据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惯例，零星的资料必须先整理成单篇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例如，我对官方马匹的研究就可以扩大成这样的文章。如果附带图表和许多注释，也许还可以算是井然有序的历史题目，符合学术架构。写出六篇这类的文章后，我也许可以发表成一篇专论。在没有出版数本书之前，不应该尝试一般题材的学术论文。有时一位教授生平著作不过总结于一本选集，也就是针对一个特定题目而发表的短篇文章和论文。想在一本书内涵盖明代赋税及政府财政的所有层面，我一定跳过了许多步骤。

　　在中国的研究领域中，汉学和中国历史学者之间还有一层默契。由于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学者理应熟悉古文，应该可以处理文字上的细节。一般相信，最后的综合分析应该由更了解西方文化的学者来处理比较有优势。这个背景的差异足以说明为何将这领域一分为二。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在我闭关苦读的前些年里，我一定忽略了学术圈中的一些基本规则。

　　然而，我冒着不知谦虚或卤莽躁进的恶名，决定坚守岗位。如果我低估计划工作量算是犯了错，弥补错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继续前进，不是向后撤退。把汉学当成翻译局，让别人来写历史的做法，我可从来不相信。在语言文化如此举足轻重的领域，一开始根本就不应该让语言不够格的人进来当权威。我也不相信大历史应该衍生自小历史，研究一个机构的机能时，整体是否由拆散的部分相加而成，非常令人怀疑。我之所以投入明代赋税与政府财政的主题，不消说还心怀使命感。研究发现已经让我得知，中国为何无法适应现代。这些解释还可以让我大大解除照本宣科的乏味，让我可以告诉学生，为什么孙中山错了，蒋介石错了，毛泽东也错了。在这方面我已记录我的想法，写成数封信给费正清博士。因此所有的主张都系乎我的能力：我必须加以充实完备，写成可以出版的文稿。

　　然而，每个月写一章仍然是相当费力的事。到1970年底为止，格尔和我都不得闲。我如果没有在工作，也是四处奔波。只要完成一章，我就外出影印。我一得空便直奔哈佛，第一趟行程是在9月，为节省时间，我从普吉西搭飞机去。我住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费用比汽车旅馆划算。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我请格尔开车载我到奥本尼，在赫逊河畔的伦斯勒（Rensselaer）搭火车到波士顿，再换地铁到哈佛广场。在剑桥，没有人问我关于研究计划的事。我11月到剑桥时，费正清博士还邀请我去他在温索普街（Winthrop Street）的家中参加晚间聚会。不过这纯粹是社交场合，我在会上告诉他，我曾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待了几年。没有会议时，我通常到研究所去卸下草稿影本，到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借书，在剑桥再住上两三天，然后就提着袋子冲到哈佛广场的地铁站。回程时我已经在想着下一章的内容。

　　印象最深刻的是12月那一次的哈佛行，我开车载家人同行。我的那一章草稿前一晚才完成，也就是12月22日星期二。我仍然很担心，自己已经一整个月没去哈佛，因此急着在圣诞假期前送过去，让自己及时出现，如果有人问起，也可以对东亚研究所有所交待。但是12月23日这一天，我花太多时间在草稿上做最后修订，影印及编排也花不少时间，等到要出发时，已经过了中午。我们到纽约高速公路波克夏（Berkshire）这一段时，早已是下午三四点。邻近田野的天空忽然完全看不见，大风雪瞬间骤降，等我们发现时，已经困守车内。我把方向盘紧紧握在胸前，脚趾轻踏离合器，一心只想着如何不使汽车翻覆，可能没想到要努力前进。

　　在挡风玻璃前的漫天风雪间，我只看到前车的尾灯，两车相距不超过二十英尺。高速公路的左线车道并没有车子行驶，没多久就形成雪坡。气氛紧张，杰夫也学格尔不发一言。我们慢慢前进，车子偶尔还会打滑，时速不超过二十英里。在麻省公路上终于看到第一辆铲雪车。这是我生平最艰辛的开车经验，奋斗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在路边的一家霍华强森（Howard Johnson）餐馆休息。意外的是，餐桌旁空无一人，其他的驾驶人都排队等着打电话。轮到讲电话的人则告诉亲友，会迟到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或是八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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