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剑桥，麻省(2)

剑桥，麻省(2)

　　在费正清面前或背后，我常自认是他的门生。即使我不敢猜测我是否达成他的期望，我还是自我安慰：高徒不一定要永远同意名师的意见。费正清自己就和他的老师蒋廷黻博士相左过，但直到今天他对蒋还是十分敬爱。他的爱徒之一白修德和赞助人哈利·鲁斯之间，意见更是分歧得厉害。白修德的回忆录显示，两人之间仍是彼此敬爱。站在我的观点，卡在我和恩师之间的，是学术圈和部分出版社的习惯。我们都是受害人，有必要予以揭露。

　　我决定写一本明代税制和政府财政的专书，当时是1966年，也就是我和格尔结婚的那一年。以我的博士研究而言，出书是很合逻辑的延续工作，而且也是相当自然的连锁反应。我以“明代之漕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自然而然累积当时政府后勤作业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收入贺凯编的论文集中，预定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这不过是讨论明代财政运作的起点而已，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想去迎接挑战。关于该主题有许多丰富的资料，但都散置各处，彼此混淆矛盾，其中有大块领域没有被研究过，还夹杂许多错误的资料，其荒唐夸张之处会让读者发笑。除非厘清这团混乱，否则帝制末期的中国仍将继续陷于臆测与谬误中。

　　这时情势有了新发展：明代完整的官方历史一般称之为《明实录》，当时已从手抄本印制成书，在台北出版，价格相当合理。这是明代朝廷每日的记载，记下重要大事，登录所达成的重大决定，通常以摘录的方式收纳重要文献。如果下定决心从头看到尾，将内容和其他来源的资料相比较，应该可以重建出相当精确的当时情势。就我而言，以我的准备工夫，应该还可以勾勒出明代的财政运作，写成一本专书。但这是很重大的决定。我买《明实录》就花掉我一个月的薪水，全集共计一百三十三册，外加二十九册附录。我花了两年半时间从头到尾浏览一次，并做笔记。

　　在这段期间内，我得到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六个月的研究经费，另外四个半月则参加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研究计划，让我继续接触《明实录》。我搬到纽普兹后，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都支付我连续两年暑假的花费。在学期中，我设法从例行工作中挤出时间来阅读史料。阅读《明实录》的前面部分时，都是在深夜，当时还睡在摇篮的小婴儿杰夫，每晚吵醒我们。阅读《明实录》的后面部分时，是在休京拉公寓四周的高大松树下，小儿就在一旁骑脚踏车。

　　1969年夏天，我们到波士顿。在母校教了三年书的余英时，刚在贝尔蒙（Belmont）买房子。我拜访他时，带着我的笔记本和研究资料。我对他说，我对明代政府财政的研究已经到可以出书的阶段，而且内容应该不会太差。我是用中文记笔记，但要写成英文草稿应该不至于太麻烦。但财务的问题浮现了。我请教他，哪里可以找到支持我计划的出资机构。他大致看过我的资料后，热心告诉我，可以在哈佛这里试试看，东亚研究所会有一些资金赞助我这类的计划。如果我写出申请书，他可以送到研究所所长费正清那里。我于是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信也送到了。但审核还需要一番工夫。

　　费正清博士几乎当场就同意，但计划草案还要经过委员会的会议，满足所有相关科系的要求，并和其他申请计划一并衡量，以便编入研究所下一年的预算中。当时我很少去想这些事，并不了解如此一来，对给予我友善协助和鼓励的人来说，我一开始就增加他们的困扰。圣诞节前两周，我收到费正清博士传来的好消息，我的计划核准了。1970年2月，他又告诉我，研究所已拨出一万美元的研究费，涵盖当年夏天和其后的学期。研究所还提供我研究资源，让我依计划写出专书，并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一切不可能更理想了。

　　肯特大学事件后，美国校园动荡不安，但1970年夏天的哈佛却是出奇地风平浪静，各式各样的夜间节目和活动照旧进行。哈佛大学最忙碌的地方首推职业介绍处，学生和其他人士来此寻找就业机会，无论是临时或永久的工作。校园内外我们唯一观察到的奇怪景象是，一群年轻人把头发剃得像某些宗教派别，身穿黄色和白色袍子，手持小铃发出“轻轻轻”的声音，站在哈佛广场向人劝募。大多数路人舔着手上的冰淇淋，显然很欣赏免费的娱乐，但很少有人赞助这项灵魂拯救计划。

　　我们暑假在奥浦兰路（Upland Road）租房子住，走到剑桥街的办公室有些远，但幸好公车很多。我原先以为，我们暂居哈佛会让格尔生活孤单，让她怀念起住家附近的年轻家庭主妇每天来串门子。但她却适应得很好。她希望我写出专书来，每个人都写书的。通常在晴天时，她会推着坐在婴儿车里的杰夫，一路推到哈佛广场。她会逛逛附近的小巷子，欣赏丹麦和瑞士设计的商品。有时我们也会在附近的三明治店里吃午餐。

　　在我送到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中，我已略述明代财政管理的大致情况，描述笔调多少较为活泼。当时我还没有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模式或形式，以便呈现详细的资料给西方读者看。中国人提到官方的机构组织时，通常会依事件先后顺序排列，例如第一年发生什么事，第二年做了什么调适等等，重点是在该特定机构的内涵而非其原义。如果提到推动一切的法规时，所谓的基本法规通常表达追求理想中的完美境界，但太过乌托邦，太过简约，无法等同实际状况。在阅读《明实录》的两三年中，我完全沉浸于中国文化与文献的影响，并不担心超现实自由架构和机械般的精确之间的天壤之别。16世纪明代官僚的心态，有别于当代社会科学家式的历史学者。因为这点轻忽，我必须卖力弥补。

　　不过，我的第一章草稿相当不错。这一章概述和财政管理相关的明代政府机构。我花了6月整整一个月和7月的一部分来写这一章。中国政府机构总是门面堂皇。我的列举方式依照组织图表，保留其逻辑的顺序。即使提到机构功能时常常离题，但也都还列于各机构的标题下，叙述纵然有些笨重，但大致上仍不妨碍阅读。这就好像预告肯塔基赛马一样。参赛马匹可能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比赛，有些出了意外，有些可能有奇特的际遇，但叙述者总可以从标杆所在位置一一介绍，就可以完成任务。赛马场次表就会提供所需的形式。

　　结果我交出第一章的草稿时，费正清博士相当赞许：“你写得好，既正确又明了。”他将这一部分视为“相当杰出的开场概论”。一切令人满意。他的耐心让我印象深刻，我拼错gazetteer（相当于中国的方志）十次，他就用红色铅笔订正十次。我搞不清楚material（物资）究竟是一般名词、集合名词或抽象名词时，字尾的单复数也就跟着漫无章法，他会指出上下文中的正确用法给我看。在哈佛，他的子弟称他为费公，大学部学生称他约翰王。他无疑是亚洲研究领域的权威，但他的作品却一丝不苟。每件事都要按步骤来，没有理所当然这回事。至于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他鼓励他们以二十年为研究范围，处理题材时才比较顺手。最好能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交待清楚所有的事件，其成果还可以和其他时期互为参照发明，胜过一开始野心勃勃，选择很大的范围，结果却漏洞百出。这个方法暗示，大历史一定要架构于小历史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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