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普林斯顿，新泽西(7)

普林斯顿，新泽西(7)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 B. 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

　　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要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交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迹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持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一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是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平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过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

　　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时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的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年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

　　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到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西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心，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几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

　　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制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的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度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货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现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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