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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缅甸(5)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是早在上述困境发生前。但是,这位立意良善的将军从来不了解,他在缅甸丛林直来直往的管理方式,并没有简化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方式,反而引入新的纷争因素。一定军阶以上的驻印军军官都必须面对下列问题:我应该保留我的中国风格吗?或者应该多和美国人合作一些?李鸿少校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李鸿是史迪威的爱将之一,被他晋升,继孙立人后接掌新三十八师,而且还被举荐获得美国政府的银星勋章。但勋章要颁给他时,史迪威已被召回美国。勋章由索尔登别在他的上衣上,在典礼上,我们才第一次见到这位新的总指挥。他一定是个很谦虚的人,我想不起何时看见他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即使名字也很少出现。他肩扛卡宾枪的方式和史迪威完全一样,不过,他却声称他只是想“打几只松鼠”。

  在典礼中,李将军严肃地说,能替美国将军服务,深感荣幸。但索尔登搭乘C 47(号称“索尔登的魔毯”)离开后,李转向我说:“黄参谋,请你替我拿下这个东西好吗?”在他的同胞前,别着美国勋章的他已经觉得很不自在。身为旁观者的我,凑巧站在他旁边,因此有荣幸解除外国政府对我们军团的影响。我取下勋章时,不禁觉得我军的尊严也随之恢复。“不很重要,不过是个小小的勋章而已,是吧?”我把这个银星勋章递给李将军时,他说。事实上这也没说错,勋章本身非常小,银的部分也不过是一小点。

  但在缅甸的一年半,绝非我生命中的不愉快经验。我成为前线观察员,一边服役一边写了八篇文章,投到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大公报》。我对密支那之役的报道长达一万两千字,在报上连载了四天。单单这篇文章我就领到三百卢比的稿费,相当于七十五美元,我一辈子从没领过这么多钱,接近一个上尉五个月的卢比津贴。

  我们的组织架构中没有战地观察员,国民党也没有允许或鼓励军官出版战地经验。我不能说,我在真空地带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角色。不过,一切都来得很自然。

  起先,我们想让指挥部认可我担任助理情报官。即使我们的总部听从他们命令,没有指挥权,但他们应该可以让我及其他一两名下级军官到前线去,让我们可以强化对数个师的情报报告,同时又可以吸取经验。美方总部的情报官是小史迪威中校,我从没见过他。在外面的办公室,他的助手告诉我,前线已有太多情报官。此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密码不够完善,我们还没搜集到情报前,可能就已泄露情报给敌军了。

  我们还没尝试前,就已被安上无能的罪名。我们一点也不信邪,决定不经过指挥部的允许,直接采取行动。我们的密码专家秦少校替我制作一套特殊密码,对我说:“任何密码都是折衷的产物,要看使用的时间有多长,使用情况有多频繁。将情报传给敌人?没错,不过事实就是如此。只要你使用无线电通讯,就是在冒险,问题在于值不值得。因此,在你发出信前,再仔细检查一次,想想内容落入敌手的后果。”从此以后,只要我用无线电传送密码时,都会想起秦少校这段短短的话。

  我不必申请正式的派令,前线各师都已经知道我已抵达。几天内,所有的将军和上校都知道我的名字。当时前线各级将领虽然接受指挥部的指示,却担心他们和中国上级的关系会因此中断。因此,他们很是欢迎我,把我当成郑将军的特使,而不是到前线执行参谋任务的下级军官。我受邀与师长共进早餐,他们派指挥官专车或吉普车来接我到前线。慢慢地,郑将军总部对这类邀请也有了响应,了解到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派代表到前线,这样的举动可能比单纯搜集情报更重要。

  新二十二师及新三十八师彼此竞争激烈,他们依照国民党的惯例,老是夸大自己的战果。他们的军情报告常牺牲他人,以衬托自己的英勇。即使郑洞国并没有负责战场成败的责任,就重庆当局来说,他仍是驻印军的最高中国将领。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撰写军情报告。由于这不涉及指挥决策,由我们下级军官来做更加恰当。我们可以四处走动,不致惊动指挥部。

  我就这样成为前线观察员,为期近一年半,有时和朱上尉搭档。我们尽可能远离师及团的司令部,尽量和前线部队在一起。起初我们的军情报告先送到雷多,让郑将军的高级幕僚修改,而后再送到重庆,有些部分经过加强后,会编入月报,让蒋介石亲自过目。战事持续进行,我们也更有自主权。我们照例以郑将军的名义发送无线电报,通常两三天发一次,副本则送往雷多。其他项目我们则做成报告送到总部,由郑将军定夺。

  我们的任务日益复杂后,总部派来一位密码人员协助我们。我们和后勤中心合作无间,后勤支持从来不成问题。前线部队甚至打算提供勤务兵给我们,还想挖我们专用的散兵坑。我们也回报他们的善意,在他们人手不足时,替他们当差。我被狙击手攻击那天,就是为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的前线单位出差,回程时,被日本三八式步枪射中右大腿。随后躺在医院的那段期间,刚好让我写篇长文投稿《大公报》。

  上述种种,都是生命中令人满意的回忆。我当时不必负指挥之责,也没有压力。只有在部队可能被敌军打败时,我才会有暂时的焦虑,而这种情况只发生两次。否则,通常由我自己决定访问行程及时间表。如果我必须在前线部队待上好几天,我会安排适当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梳洗打点。我替战地军官所做的小事,他们都大大地感激我。我只不过自愿暴露在敌军炮火下,但却被认定是英勇的行为。

  我想自己并不胆小,因为经过多次力图证明自己并非胆小之徒后,我终究不曾坦承不够勇敢。不过,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或走过敌军小型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时,我都觉得很恐惧。喉咙会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保命的本能自动使身躯降低,似乎可以借此减少暴露在外的部位。我的听力忽然变得很奇怪,就像扩音器的音量一样忽大忽小。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说话,我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自暴恐惧。缅甸前线并非罕见的冷雨流入衣领,背脊凉成一片,牙齿也随着打颤。幸运的是,这种危机的感受并没有持续太久。这道障碍我必须跨过,一旦跨过,身体就会重新振作起来,我再度成为完整的个体,冷静而正常,即使此时离敌营更近,风险事实上反而更大。

  这样的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我不得不私下承认,自己绝对不算勇敢。我看过前线的战地军官及士兵将战斗任务视为家常便饭,巡逻兵走过丛生的杂草时连弯腰都省了。他们毫无余暇去体会我从正常到紧急状况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用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没有人会怀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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