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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会议及中俄会议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

  长春会议为日本侵略的贪欲所破坏

  国人要急起纠正北京政府媚帝国主义的外交

  俄日长春会议已于九月廿五号决裂了。这次会议的开端经过以至决裂的详情,各报多登载过,我们用不着再写来多赘篇幅;我们现在要在本报讲的,是这次会议决裂缘由的实质和他的历史含义了。

  这次会议之所以出于决裂,很显明地是为了(一)基本协定对方的区分;(二)库页岛北部占领两个问题。看两方当事的声明,更可详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松平在二十五日会议上宣言:

  基本协定之适用范围,只限于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之关系,一经签字,立即发生效力,关于其馀问题之交涉,概俟诸基本协定成立之后,此日本所确定之方针也。以上办法不但在大连会议双方意见一致,且在长春会议预备交涉时,亦已明白表示其主旨,而北桦太之驻兵,因系庙街事件之保证占领,故一俟庙街事件解决,该地当立即撤兵。此事屡经日本政府声明,且在大连会议中经日本代表之言明,俄国方面亦早经知悉。日本政府自长春会议开会以后,即斟酌俄国方面之希望,以妥协的精神,事事通融办理。如基本协定之适用范围,虽只限于日本与远东共和国间之关系,但承认远东共和国与劳农俄国共为本协定之当事国之一方面,并赞成于基本协定缔结后,即继续与劳农政府开始交涉,订结通商暂行协定,且关于互禁有害之宣传及敌对行为,亦赞成与该政府以文书相约定,处处表示和衷共济之态度。然而俄国方面不谅此旨,尚要求不待庙街案解决,先明示北桦太撤兵日期。凡此种种,皆为完全藐历视(1)来之事态而欲打消依预备交涉所得之了解也,此实出于日本政府意料之外。俄国既维持如斯之态度,则在二十三午乏会议俄国提出之他事项此际亦不再议,会议不能继续举行。

  会议决裂后,苏俄代表越飞亦有如左之声明:

  苏维埃俄国及远东共和国与日本在长春会议之预备交涉,双方声明先订基本协定再行交涉其他;至占领库页岛以保障庙街事件等问题,则并未决定。当时以大连会议之破裂,所谓大连会议基本协定已不存在。大连会议既无协定可言,则更不能谓其与新会议有若何关系。且在长春会议开始之初,苏维埃俄国与远东共和国代表,已坚持将来日俄条约非由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乃由日本与苏维埃俄国远东共和国签订之。此等郑重声明,更足表示大连会议之丝毫不发生效力。且俄国代表在长春会议中,曾表示其种种让步,对于将来日俄商务关系已表示利及日本工商人士之让步,即如正在进行之基本问题,俄代表亦曾容纳日代表意见。日本主张协定中分别日本与远东共和国及日本与苏维埃俄国之条约。查苏维埃俄国与远东共和国,曾有详细声明,表示其经济上之密切关系,日本所主张之区分,实无成立之可能。日本所以主张区分者,其原因盖欲将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之互相关系,扩大而至全俄。此不平允之要求俄代表亦曾有相当让步,相当容纳。再以撤兵问题言之,日本当撤退时,并未与俄国军事当局共同合作,此种措施,只予反对革命党以活动之机会。事实上反革命党仍继续得日本之襄助,以致亡在旦夕之旧党份(2)子因而崛起。然俄国对此亦曲予谅解,并未表示坚持态度。本代表深信上述种种事实,已足表示俄国亟愿与日本订约之诚意矣。质言之,俄国方面对于协定之要求,以远东之和平为主要目的。如必订立独利于一方之条约,是对于远东和平且不能保障,俄代表亦何惜出于拒绝之一途……以庙街事件论,在九月十九日之长春会议日代表曾经提及。顾以远东共和国与苏维埃俄国之土地占世界疆土六分之一以上,本代表以万五千万人民之意思为意思,决不受此种对待野蛮民族之待遇,亦决不容他国占领其土地以为某项事件之保障。此项侵占俄国土之条约俄国实难允认。上项见解,不独一万万人之主张如是,即华盛顿会议之许士君亦曾表示同情,以〈一〉向持反对俄国态度之许士君已尚如是,则全世界之劳动者必与俄国抱极大之同情,日本国民亦当如是欤。

  这两项争执之中,后一项——库页(3)北部占领——日本的蓄谋人人都会看出,明明白白他是有侵占领土的野心;就是让他说不企图永久占领,他也先伏了个以武力为胁迫交涉的存心。他所以不许在长春会议上将这事提到,就是想待一切可做交换的事件先解决了,留此一题以为单独交涉的地步。那时他又可提出若干苛刻的条件,胁迫俄国承认;如对方认受了,自必会更增了他在西伯利亚侵略的势力;如对方不认受,他更可藉口交涉没得着落,继续为事实上的占领。这是更可用来另讹诈一笔巨大权利的好题目,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岂肯轻轻把他和别的交涉混在一起解决?他再三说库页(4)“驻兵”是庙街案的保证,庙街案未解决以前,驻兵不能撤退;这便是他这种贪心的自白。其实,庙街事件完全出自日本蹂躏东俄的反激,日本实没有以兵力胁迫为要索的理由;若以实际的损失而论,日本用兵俄国领土之内,这五年他和他扶植的白党所加于俄国的损害,又何止他“应”索取的千百倍?且俄国以主权的地位提出责他赔偿,恐较日本理由充足十二分罢!至于基本协定关系范围一层,这其间尤藏着日本外交的巧妙。日本虽让步(?)到承认苏俄与远东共和国为当事的一方,但这不过是表面上好看的文章,基本协定实际施用的范围,他是只许以日本与远东共和国两方的关系为限。他为何要坚持这样区分呢?——这是很值得诛求的存心。日本在东部西伯利亚占的是个“特殊”地位,拿这块区域做交涉的单位,所订的条件自然会与日本非常有利。但日本的着眼还不止这一点。他的用意是在先订一个很有利的基本协定,拿他做与苏俄单独交涉时要挟的基础。他很明白,以全俄与他的关系来做交涉的张本,总会不如以东俄与他的关系做张本所得结果为有利;他更明白,先东俄后苏俄分段的交涉,是会使他先把住个要挟的工具。如果他与东俄单独关系的协定成立,他便可进而以这协定为依归来和苏俄交涉,把他有利的地位扩张到全俄;如苏俄不满他的要索,那时他尽可直截了当不与苏俄交涉。他便可一面藉他在东俄的优势和两俄经济的关系,把他的势力注到苏俄;一方又可藉与苏俄没有成约的关系,仍然继续他那敌视行为和有害宣传。要以武力为胁迫交涉的普鲁士帝国主义强盗方式,和奸诈巧取的英国帝国主义商人手段,是一向日本传统的外交策略;这一次且两样兼采并用,这不但说不上什么交涉的诚意,侵略的热欲已完全表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俄国不但无望得什么高值的交换,且有须确认日本侵略为合法的胁迫;以不损主权和不割让做与资本主义国家交涉原则的俄罗斯,当然再不能与日本周旋下去。所以长春会议就只有决裂了。

  这次会议决裂与(5)双方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在俄国一方面,俄国劳动群众一定因此而更恶恨日本帝国主义;除此,他在这会上固然没得着什么,但也没失了什么,不会发生影响。但在日本,则会有问题。

  上次英德两系资本主义国家争殖民地的大战,不但将中欧帝国主义打成粉碎,连英法战胜国家也打得鳞伤遍体,根本动摇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同时俄国过激派革命成功,又建立世界工人革命的中心;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他们知道不将俄国革命打倒,实难恢复资本主义的原(6)气,所以他们便一致起来对俄实行武力干涉,他们一方亲自出兵,一方又利用俄边小国和内地白党,企图将劳农政府推翻;日美攻打于东,英法攻打于西,起先颇很热闹。但打了几久,劳农俄国不但没有打倒,他们利用的力量却被过激派打了个落花流水;见机的英美知道苏俄已不是武力所能征服,白放炮弹很不上算,他们便早早掩(7)旗息鼓而去。还在那里公然帮着白党来攻打的,就只是法日两国了。经过四年的干涉,法国也不能不承认苏俄的强盛,他虽仍助着波兰和罗马尼亚,但他也知道武力打不倒俄国了。同时英国企图恢复他的经济秩序,知非赶快找新市场和大量原料来源不可,所以他的眼光时时望着俄国,想和他开交易的关系。法国知道他的工业不足与英国在俄竞争,很不大愿意解除了对俄的封锁,但他的银行资本和持债票的小资产阶级又非要讨债不可;这种债又除和平解决没别法来讨。俄国又是很需要外边给他和平、面包和机器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国家与俄国先后在柔鲁和海牙开对等会议。这些是证明资本主义待苏俄,已到了和平交涉的路上了。世上只剩了日本,还是继续着援助白党,驻兵俄境。这种事实早已(成)为英美帝国主义宣传使他孤立于世的材料;同时国内平民生活费增加,食米昂贵,又加上每年出兵的巨额负担,人人都感着早早撤兵的必要。这些存在都逼着日本早与苏俄建立和平的关系,苏俄今年较为丰收,且已与英德意有经济关系,机器和面包当然没有前此那样缺少,他所要求于长春的(8)当然是和平为重要了;而且他不见得比日本需要的急些。日本在会议中(9)态度,可谓全不承认这种实际,而徒侥幸以图补偿过去的损失和新开一个侵略基础。但和平却是日本人民很需要的,会议的决裂是会使人民希望撤兵、减少军备负担的热愿变成了愤怨,这种愤怨会促急了资产阶级和军阀的争斗。最近日本劳动群众要(10)撤兵和承认苏俄的呼声,是对于苏俄同情的表示,也可说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怨了。我们更可推出,只要这种呼声加劲起来,日本政府是会被逼着不得不与苏俄建立和平的关系。

  这次会议很显然的一点,是两个阶级利益的对立,日本当然是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利益的,俄国却不止是代表俄国劳动阶级的利益的。“苏俄是全世界劳动者的祖国”,“敌人在国内”,从最近日本劳动群众的呼声看来,是证明这话了。

  北京政府和苏俄代表已约定在北京开中俄会议,会议什么时候开始,还没确定,北京政府难免不再拖延,我国民应催促政府从速开议。这次会议应具个什么性质,应成就些什么关系,我们还更要充分发表我们的意见。

  我们要看到中俄地理的关系及目前双方共同的需要,我们更要看到俄国与中华民族国际地位及相互发展关系的重要。我们要使这次会议的性质和范围依照了这些需要和关系。中俄接壤万里,地理已限定这两民族要建立一种和平友好的关系,自俄国消灭帝国主义及对华放弃一切特权之后,两方更须要有亲切的友谊关系;最近日本要利用张作霖和狄第里设大缓冲国阴谋的暴露,更是将中俄明显的排在共同利害的一边。要打破东北反动的局势和防止这些白匪阴谋的实现,不是俄国单独所能做到,更不是中国单独所能做到,惟有是中俄联合的力量。

  土耳其国民党(11)胜利给我们证明:世上惟有苏俄是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国要脱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是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按我们国内的需要说,我们除了需要和平之外,最需要的是发展生产力了。要国内和平,是要先打倒阻碍和平的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便不是要去欢迎新银行团的金钱资本,是需要借助于外国的机械和工业技术;但以这些来希望帝国主义的英美,只是自己祝告中国奴隶的地位更深一层;现在世上能在这点上助中国而又站在平等地位的,又只有俄德两国。说到这点,我们更觉得中俄亲切关系有立刻成立的必要。

  中俄会议是要建基在这些需要上面。

  据最近的消息,外交当局只要将这个会议做些悬案的交涉,连通商问题都认为次要,且决定先决的一个问题是在蒙古红军的撤退。这可谓完全没按照了中华民族最大的需要,且站在外国帝国主义和白匪(张作霖和狄第里)利益的一边。并没准备的要红军撤退,企图胁迫蒙古的独立。这显然是要助日本和白匪大缓冲国的成功,这不但要牺牲蒙古人民最好的利益和愿望,且会造成中国更危殆的局面(关于此点在本报第三期已有论列,记者拟于下期更为一文申说)。这不是中华民族的要求,是外国帝国主义和白匪的要求!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对于中俄外交关系适当的步趋,应当是:

  (一)第一步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承认蒙古独立;

  再于中俄会议中成立左列的关系:

  (二)缔结中俄军事同盟,共同防止日本、张作霖和狄第里企图割据满蒙及东部西伯利亚的阴谋;

  (三)邀请德国参加,缔结中俄德三国经济同盟,谋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四)邀请蒙古参加,确定三方的一切关系。

  中俄会议将这些关系成立了,至于红军撤退、中东路关系、松花江及黑龙江航权及通商关系……等等问题自然是容易解决了。

  但国人要认清,这样亲切于中华民族利益的关系决不是可希望外交系当权的北京政府来成就的,他们“努力”的只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需要。但中俄会议是要由外交系当权来经手了(?)。为了急迫的需要,国民要马上成功一种团结,这团结可叫为“中俄同情大同盟”(我提议由孙中山、蔡元培和陈独秀三先生出头发起),凡是表同情于苏俄的,凡是承认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须与苏俄建立亲密关系的,凡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奋斗的,都要加入这个同盟。我们要用这个团结的力量来压迫外交系,纠正他们媚国际帝国主义的外交,使他们向中华民族的这个需要上走。

  国人呵!为了我们亲切的关系来努力罢!

  1922年10月11日《向导》周报第5期

  (1)“历视”应为“视历”。

  (2)“份”应为“分”。

  (3)此处漏掉“岛”字。

  (4)此处漏掉“岛”字。

  (5)“与”应为“予”。

  (6)“原”应为“元”。

  (7)“掩”应为“偃”。

  (8)此处漏掉“会议”二字。

  (9)此处漏掉“的”字。

  (10)此处漏掉“求”字。

  (11)“党”应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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