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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满洲贵族重新掌权(4)


  威廉·约翰逊·科里,罗斯伯里勋爵在伊顿公学的教师,谈起年轻的达尔门尼(罗斯伯里在公学时的名字)时所说的话,也完全符合满人端方。威廉·科里说罗斯伯里“不愿手掌上染上灰尘”。然而,一个不愿让手掌沾上灰尘的人,生活在无政府混乱时代,要想在人世上取得成就和进步,赢来地位、荣誉、名望和显达,不去辛勤工作和奋斗,不去拼搏到“手指关节失去血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操守的。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满人端方,很年轻时就当上了部堂衙门的主事,属于北京有名的“公子哥儿”。大约20年前的北京,有三个衙门主事以放荡、奢侈闻名。直到今天,北京妓院的那些老鸨还记得并时常谈起“大荣”、“小那”和“端老四”。“大荣”是荣铨,庚子暴乱时期任浙江按察使,被公使团列上黑名单,遭到流放。“小那”就是那桐,即现在北京外务部的尚书。最后那个“端老四”,就是现在的端方,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治所在天津)。这三个年轻的满洲贵族,入仕都很早,可谓少年得志,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北京的长者们对他们的看法,与威廉·科里对罗斯伯里勋爵的评论颇为一致,都认为他们“有些不祥的鬼聪明,却不乏风趣”。简而言之,端方,正如我所说过的,入仕之初,属于北京“花花公子”中的佼佼者。

  作为花花公子,不能也不必有什么原则或宗教信仰,对于所有的花花公子,北京的也好,上海的也好,或者是巴黎或伦敦的也好——除了信奉人人都必须投机钻营,知道利益所在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再者,所有花花公子,除了信仰“享乐宗教”之外,也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然而,带着享乐的念头加上时髦的原则去投机,一般说来都好景不长。除非一个人碰巧特别幸运,像英国的罗斯伯里勋爵那样,娶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享乐的信仰,我说过,一般说来,很快就会以破产告终,不仅身体玩完,品德丧尽,名誉扫地,而且还会出现现代人特别是现代花花公子最为害怕的情况,它比赴汤蹈火还要可怕,那就是因负债累累而完蛋。

  与此相应,我们发现,端方,那个北京最放荡的花花公子,那个衙门中年轻的满人主事,抱定享乐主义,尽情奢靡不几年之后,大约在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即便实际上没有破产,实践上也是负债累累了。于是,破产的端方,那个年轻的满洲贵族,有了伦敦或巴黎的花花贵公子们在同样处境中的表现;尽力出卖或典当自己作为一个贵族的名望,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在北京名公子中作为佼佼者的身份转换成现金。换言之,为了现金或骗取现金还债,端方与那些金融界人士——银行家和买办们拉上了关系,交上了朋友。这些人,对像他这样的贵族兼名公子当然另眼相看,他们将其不仅当成一件难得的装饰品,而且视作一件有商业价值的宝贝。于是,端方成了天津汇丰银行买办、臭名昭著的吴调卿那类人的赞助者和知心朋友。实际上,端方在天津还真的开办过银行,或者把他的名义借给这些银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在义和团之乱爆发后,这些银行倒闭了,端方那时正在署理湖北巡抚,他厚颜无耻地拒绝偿还债务。当他的债权人把他的负债票出卖给一个在天津的美国公民时,他便求助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先生,让他阻止那个美国人干预此事。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端方发现,与天津的买办和李鸿章豢养的德国犹太狗拉关系的骗钱术已然过时,他找到了更好的摆脱负债困境的出路。因为这时候李鸿章已经垮台,康有为和其他中国激进党人正以暴烈和凶猛的雅各宾主义勃然而兴。端方,这个破了产的满洲贵族,还有那个从朝鲜回国的破了产的“暴发户”袁世凯,与激进派和雅各宾党人携起手来,共同拥护康有为的变法事业。作为回报,在已故光绪皇帝发布变法诏令之后,那个同天津汇丰银行前任买办吴调卿搅在一起的端方,被赏给三品内务府大臣的职位,并兼任农工商总局监督。然而,不久以后,康有为垮台了,其党徒被送上了断头台。但端方倒一点也不狼狈,这位公子哥诡计多端、厚颜无耻——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利用约翰逊博士称之为恶棍最后逃避所的“爱国主义”大做文章。实际上,康有为刚一倒台,已故皇太后重掌政柄时,端方就以中文白话写了一首爱国歌——肉麻地颂扬已故皇太后及其辉煌政绩。

  由此,他得以摆脱了与康党及其雅各宾主义之干系的严重后果。

  但尽管如此,对于这个破了产的、以爱国主义作为最后逃避所的满洲贵族来说,北京已是无法容身。他打通关节,得以外放,成为陕西按察使,不久又升为陕西布政使。拳民乱起时,他迁为代理陕西巡抚。起初,谣言纷纷,传说义和团已经得手,并消灭了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海军增援部队。陕西的端方便兴高采烈地给已故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封电报,劝他炸毁汉口和所有长江的通商口岸,以切断来自上海外国人及其军舰上的一切给养。张之洞不得不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告诫这位以爱国自居的年轻的满人巡抚说,形势严峻,万万不得有此种儿戏之举,让他最好还是维持好本省的秩序。一向乖巧的端方幡然悔悟,他立即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仅竭力保护陕西境内的传教士,而且对他们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从陕西巡抚迁为湖北巡抚后,端方感到爱国主义并非生财庚途”。于是又抛弃爱国主义,选择更好的赚钱之道——与外国人交朋友,特别是与那些有利可图的重要人物拉关系。不过,他有时候也与那些无业的、把对中国的友谊作为最后避难所的外国人交往。这些外国人有奶便是娘,能忍受并欣赏这位满洲破落贵族那种骄横凌人和放肆的戏谑与嘲弄,因为他是个总督。我顺便在此指出,就我所知,端方是满洲高级官员中惟一一个言谈举止最无教养,令人讨厌的人。已故的张之洞总督就极其憎恶此人。记得在武昌的时候,有一次,他模仿端方那晃晃荡荡的步态,咬牙切齿地说:“这个人,居然成了一省的巡抚!”话扯远了,然而,端方也常常发现自己吃了亏,他同后一种外国人交往经常是一无所获,我说的后一种外国人,指的是那些无业的洋佬。事实上,德赖登谈论白金汉公爵的那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端方及其外国朋友:

  傻瓜骗他、他知情为时仍晚,
  他嘲弄别人,别人却骗走他的财产。

  无论怎么说,端方有他的癖好,而他那些并不傻的外国朋友——那些精明的美国人,则迎合他的癖好,诸如爱好搜集中国和埃及古董之类,甚至于用黄浦浚治局的淤泥去激励他。而当端方有话可以戏弄他们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美国朋友和其他洋朋友们,已经是大笔酬金到手,或者是已经搞到了一笔中国的国家赔款。

  我不必再谈端方的官宦生涯了。谁都知道,他通过炫耀与外国人的友谊,受命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是同行五大臣之一。对于端方来说,无论是考察宪政,还是与洋人交好,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投机的手段。这时,他盯住的是两江总督的职位。果然,他考察归来便如愿如偿。当上两江总督后,端方像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又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意味着好大喜功、一事无成,如约瑟夫·色菲斯(JoephSurface)大谈高尚优美的情操一样,在私生活上却挥金如土。正是这种空洞的“帝国主义精神”,使得端方不惜重金在南京修建一所特别学校,专门教育那些出生在爪哇和其他荷属殖民地的中国男孩。同样是出于这种空洞、虚幻和无良心的帝国主义,端方在他所统辖的人民饿死或几乎要饿死的时候,竟然设计建造了一个优美的公园,它的兽囿里有两头小狮子——所有这些几乎花了一百万两银子!事实上,端方自打成为北京花花公子的一员,到如今当上大权在握、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总督,他始终依然故我,从来忘不了也改不掉了那挥霍钱财的特有技能。早年他破落败家,今日则将其统治下的各省——湖北,湖南、江苏、安徽和浙江搞得元气大丧,濒临崩溃的边缘。上海的中国士大夫文人给他取了一个外号,称之为“债帅”。他们还把《上海周刊》送给我们上海的荣誉市民福开森博士的戏称,也用在端方身上,名之曰“应变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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